2018年11月末，我收到朋友转来的几张黑墨书写的摩崖题记图片。虽然图片不够清晰，但仍能辨认几个汉字和蒙古文，其中的蒙古文明显具有13—14世纪回鹘蒙古文书写特点。这对于早期文字资料极少的回鹘蒙古文而言十分珍贵。于是，我开始追寻图片来源，很快与拍摄者——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森林公安局广兴派出所的特古斯巴雅尔取得联系，12月初赴芝瑞镇广兴源村进行第一次实地考察。2019年5月第二次赴现场进行细致调查，另在该村的义合成组再度发现墨书题记。两次考察发现回鹘蒙古文、汉文、藏文，疑似契丹文或女真文等多文种题记，以及宗教符号和人物画像等从未公布的遗迹近30处，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广兴源村和义合成组两处题记都由叫灶火的小河和峡谷相连接，根据当地学者的建议，我们暂且将这两处的题记统称为“灶火河题记群”。

　　灶火河题记群集中展现多文种、多符号，具有一定的规模，是整个大兴安岭地区摩崖题记状况的一个缩影。从这些题记所透露的年代及历史信息看，大多形成于忽必烈汗至元年间，与元朝初期北方草原政治局势关系密切，包含重要历史文化信息，其史料价值显而易见。这些题记对于研究朝代、民族、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欧亚草原文明的传播以及蒙古帝国和元王朝政治、文化提供了新史料和新的视角，对于地方历史文化亦赋予了新的含义，可谓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广兴源摩崖题记发现处在距离克什克腾旗政府所在地经棚镇40多公里的芝瑞镇广兴源村，距广兴派出所100多米的小河岸坐北朝西南的山体崖壁上。因自然侵蚀风化作用，大部分题记黑墨褪色，肉眼几乎看不到，泼水湿润表面后才使岩石内的墨汁痕迹有所显现。第一次考察时值12月，天气异常寒冷，泼上去的水瞬间冻结，黑墨显现效果不理想。经过初步调查，发现十几处墨色深浅不一的题记，包括回鹘蒙古文、汉文、八思巴文、疑似契丹文或女真文及人物画像，集中在离地面1米到2米、长约10米多的岩面上。这些岩面大小不同，处于崖壁的裂缝或凹凸之间。第二次调查时，在左侧间隔5—6米相对平展的较大岩壁上也发现回鹘蒙古文痕迹。从平整且能够容纳较多文字的条件推测，这里最适合写字，应当是书写题记的首选之处。但因其平缓光滑，容易受风雨冲刷，又受近代民众书写标语或记号的影响，剥落消失殆尽，无法获取有效信息。经前后两次调查，我们在广兴源村共发现近20处题记遗迹。

　　第二次考察中发现的另一处题记所处位置在距离广兴源村约10公里的义合成组北侧坐北朝南的山体崖壁上，也是由特古斯巴雅尔提供线索，于2019年5月在当地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的协助下第一次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新发现墨书回鹘蒙古文、汉文、藏文、八思巴文、藏蒙文合璧和十字架等多个题记和符号遗迹。灶火河题记群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回鹘蒙古文题记。回鹘蒙古文是从粟特文演变而来，学界一般认为12—13世纪蒙古族借用回鹘文，形成回鹘式蒙古文。灶火河题记群中回鹘蒙古文居多，两地共发现约10处，虽然整体风化褪色严重，但能辨别的文字也较多。其中广兴源村回鹘蒙古文题记内容繁简略有差异，多包含“何年何月何人到此书写，愿吉祥洪福”等格式化内容。其中，除出现的一些人名和地名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外，还出现“鸡年”“虎年”“牛年”“猪年”等纪年字样。虽因十二生肖纪年方式单一，无法确定确切年代，但汉文题记提供了可参照的纪年信息，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推测出该题记书写的年代。在义合成组发现一处回鹘蒙古文题记，是目前发现文字最多的题记，但其字迹模糊，辨识有难度。整体而言，两处回鹘蒙古文题记明显具有13—14世纪文字和书写特征，书写人笔法娴熟，具有一定的书法素养。此次克什克腾旗一带首次发现回鹘蒙古文摩崖题记，不仅丰富了原始文字资料库，且颇具历史语言文化史料价值。

　　八思巴文题记。八思巴文由元代忽必烈汗命帝师八思巴创制并于1269年颁布，主要用于朝廷公文事务，称“国字”。广兴源村发现一处八思巴蒙古文题记，现仅存bi bei（书写了）等少量字迹，为题记文书等结尾惯用词，可推断原文为一则完整的题记。在义合成组发现4处，其一为郡王文书体，仅存前几行，可对应元代直译体“皇帝福荫里，囊加真□□□令旨俺的”。“囊加真”应是忽必烈汗嫁给弘吉剌部万户的“鲁国大长公主”，与汉文题记出现人物有关联，可为题记年代推断和相关历史研究提供可靠依据。另外三处是不完整的八思巴文字母表和一些零星字迹，应是练习和普及八思巴文行为，如单词“元”字的拼写与后期固定写法存在差异，对于研究八思巴文有重要意义。

　　汉文题记。广兴源村现阶段发现4处汉文题记，以楷体为主，字体端正，笔法娴熟。但因岩石表层剥脱，致使字迹受损，连贯性差，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所幸在能够辨认的范围之内，发现了历史人物和历史纪年线索。在一处题记中出现“[纳]陈驸马”，即弘吉剌部万户领主的名称，是蒙哥汗伐宋、忽必烈汗即位以及征讨阿里不哥时期的功臣。在义合成组发现“至元十五年”（1278）的落款，与纳陈驸马生活年代相近，恰与八思巴文题记中的“囊加真”公主生活年代吻合，也正值元朝北部地区发生昔里吉大王叛乱及弘吉剌部只儿斡带诺颜举兵叛应，忽必烈汗召南征诸将北返，调动蒙古、高丽、女真、汉诸路大军，进行平叛的历史事件中。从题记所处地理位置看，无不提示与此段历史有着密切关系，史料价值极其重要。

　　藏文题记。在义合成组发现3处藏文题记，都属于佛教咒语。其中2处为包含六字真言咒语的单体藏文。另一处是蒙藏文合璧，藏文写“ a‘ hū” 三字金刚咒，回鹘蒙古文则为 “oom ma ni bad me qung ”六字真言。元代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六字真言石刻题记遗迹在国内外均有发现，其中也有双语或多语合璧者，最著名的属敦煌莫高窟六字真言石刻。而此次发现属于蒙元早期遗迹，为研究藏传佛教在元初的发展以及在朝廷事务中的影响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景教十字架。在义合成组发现一处离地面四米高用黑墨画的粗大十字符号。四个尖部略粗，各线条离中心交叉处相等距离凸显黑点，连接后可形成中心圆圈。这当是元代景教十字架，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处摩崖墨书十字架。景教，即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蒙元时期在汪古、克烈、乃蛮、篾儿乞等部落流行，黄金家族也有部分信徒。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有些信仰景教的区域被纳入版图，从而其传教士广泛活跃于元朝各地，不少城市形成教徒生活区域，在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内蒙古敖伦苏木古城和赤峰、泉州等地都有十字架石刻墓碑遗存。其传教士或信徒被称作“也里可温”，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一同为四大减免差发赋税的宗教对象，有相当丰富的回鹘蒙古文、汉文、八思巴文相关碑刻铭文和文献史料留存至今。墨书十字架的发现，丰富了元朝初期景教实物资料，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

　　契丹文、女真文。在广兴源村发现一处形似汉文草体的密集型文字题记。现阶段还不能断定是女真文还是契丹文。13世纪蒙古族崛起较大程度上受到了辽、金、宋政治文化影响，特别是部分契丹人和女真人为“同蒙古人”，在蒙元各个时期扮演重要角色，虽退出政治舞台，但其传统文化保留并延续了相当一段时期。元代回鹘蒙古文、汉文、八思巴文和契丹或女真文共处一处的历史文化遗迹并不多见，该题记弥足珍贵。

　　2017年以来，我们在阿尔山市境内考察研究契丹文和回鹘蒙古文摩崖题记，2019年在兴安盟考察发现多处多文种摩崖题记，加之克什克腾旗境内发现的多文种摩崖题记，这些题记的范围涉及大兴安岭中部和南段河谷及古道，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可称之为大兴安岭地区摩崖题记群。大兴安岭地区多文种摩崖题记群初具规模，也显现独特风格。灶火河题记群的发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不仅能够改变长期以来欧亚草原相关摩崖题记本土资源匮乏的局面，而且有望开辟大兴安岭多语种摩崖题记研究新领域。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