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科技伦理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与焦点。19世纪以前，科学本身具有伦理意味。古希腊哲学家往往将自然研究与哲学生活相连，使“真”与“善”统一。赫拉克利特曾提出，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使人过上理性的生活。柏拉图亦主张，哲学家必须沉思万物运行的秩序，从而遵照那种模式过一种有秩序的神圣生活。一直到中世纪，科学这一概念都具有显著的内在维度。也就是说，传统上“科学”研究既是对纯粹知识的追寻，又是一种心灵修炼，德性的科学与知识的科学具有高度一致性。

　　19世纪以来，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逐渐形成，它被认为是一套系统的知识或方法。科学从业余爱好转变为一门职业，由专业科学家群体从事。科学与其伦理道德基础逐步剥离，不再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亦与科学家的个人情感无关。这时的科学伦理转化为一种职业伦理。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科学伦理学强调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彰显科学家的公民责任和道德责任。

　　进入大科学时代后，科技伦理替代科学伦理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同时，它由针对科学家转向针对普通民众。科技成果与民众生活之关联空前强化，在为民众带来便利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亦日趋凸显。这时，伴随科技而生的科技伦理将起到伦理引导与价值规约作用。但科技伦理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局限性。理论方面，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受限于科技进步的科技伦理很难及时预见新伦理问题并对其展开合理化阐释；实践方面，在科学技术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时，公众往往囿于某项新技术的即时好处，忽视其可能带来的不可逆后果。此外，科技伦理的实施还需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后者往往具有滞后性。鉴于此，科幻小说无疑可为深度反思科技伦理提供颇为难得的思想文化路径。

　　探索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伦理规范不仅是科技伦理学的终极目标，也是科幻小说这一文化形式的切实追求。科幻小说的未来性使人们能对即将面临的新伦理问题进行预演，同时，其认知与间离相结合的特征又使科学幻想与当下人类现实相勾连。这使科幻小说成为人类回应科技发展的真实映射，也是人们进行科技伦理探索可资借镜的绝佳文化形式。

　　科幻小说总是以一定的科学技术为基础，构建合逻辑性又陌生奇异的未来世界，同时营构伦理困境，实现对既有伦理的审视，又在此基础上对新伦理蓝图进行构想。它逼真呈现人类面对科技的复杂心态，既描绘人类在掌握高科技时的骄傲与张狂，又揭示人类被科技失控裹挟的不安与焦虑，同时表露出始终无法洞悉无穷宇宙秘密的迷惘与无奈。当前的科幻小说创作呈现了科技伦理的如下几个层面。

　　第一，呈现科学家所面临的科技伦理困境。科幻小说经常在高科技植入的未来世界中塑造各类科学家形象，进而从多个维度展现科技伦理困境。有些作品反映出科研自由与职业伦理、社会责任之冲突。王晋康的《超人新纪元》中，科学天才宇文平因研制出艾滋病疫苗备受人们尊敬，但他却放任自己的研究激情，欲利用人体细胞制造一批可能将人类社会卷入巨大混乱与危险的超级男性。其做法显然是违背科技伦理的。有些作品揭示了科技理性与尊重生命价值之间的悖离。王晋康的另一部作品《癌人》，则呈现了科研自由、职业伦理与生命价值之间的复杂纠葛。药业公司出于商业目的利用克隆癌人生产器官，科学家保罗不能认同这种利益驱动的科学研究，他从癌人胎儿的生命价值角度出发，毅然选择放弃研究并终其一生保护癌人免受伤害。还有些作品探讨科学家在不同生命价值之间应作何种选择。王晋康的《生命之歌》聚焦于当机器拥有智慧和情感并危及人类生存时，科学家该如何抉择。这部作品呈现了两类科学家完全相反的生命逻辑，留给我们无尽的反思空间。

　　第二，揭示科技强势下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作为衡量自然界其他事物的根本尺度，非人类中心主义则将一切生命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人类有义务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科幻小说细致呈现了处于强势地位的人类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之关系的，深刻批判了人类在科技神器助力下任意操纵生命的行为。韩松的《暗室》反映了人类对胎儿的扼杀。陈楸帆的《鼠年》中，人类不但利用基因技术生产新鼠为自己服务，而且使新鼠成为不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博弈的手段，而人类参与捕杀新鼠行动时所暴露的兽性与新鼠的人性化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经典科幻作品《莫洛博士的岛》中，莫洛博士放任自己的科研激情，制造出人—兽混合的生命怪物，其在实验过程中对动物的残忍完全违背了一个科学家应肩负的伦理责任。

　　科幻作家意在让人们重新审视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人类在掌握造物能力，可以无中生有、实现给生命赋值的同时，也带给其他生命加倍的苦痛，甚至加剧了人与其他生命的不平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对生命的工具性利用，非人类中心主义则侧重于对生命内在价值和生命权利的承认，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这一点在科幻小说中得到了深刻揭示。

　　第三，探讨科技弱势处境下的伦理谜图与善恶之辩。对于地球来说，人类是掌握科技的强者；对于洪荒宇宙来说，人类只是沧海一粟。未知的高等文明似乎成为悬在人类头顶的利剑，随时准备给肉体凡胎的碳基文明致命一击。当下的科幻创作成功把人类的这种焦虑投射于作品中。科幻作家尤其善于创设未知的生存场域，将人类置于科技弱势地位，使其遭逢难以预测的变故。在科技弱势处境中，人类该如何自处？如何对待异种文明？科幻作家在呈现不同伦理观交锋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伦理观点。例如，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提出“黑暗森林法则”即“零道德”的宇宙伦理观，王晋康在《与吾同在》中提出“共生圈理论”。这类作品向读者呈现出：在人类文明面临覆灭之时，生存才是最大的“善”。特定情况下，顺应传统伦理的“善行”会引发恶果，而看似恶的行径转而又成为拯救人类的大善之举。

　　在科技伦理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科幻小说中呈现的科技伦理思想理应引起关注。科幻小说为我们深入了解科技与伦理提供了一个独特场域，它以大胆的科学想象揭示人类遭遇的痛点与盲点，指出人类在追求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所存在的局限与谬误，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参照，从而推动我们向一种更好的生活迈进。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项目“科幻异星叙事与后人类伦理问题研究”（18YBQ07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