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撰写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问世。虽然已过去70年，但该书仍是地中海史研究无法绕开的必读书。该书第二部分“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研究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对于该部分的主旨，布罗代尔是这样解读的：“第二部分旨在满足两个互相矛盾的目的。它关心社会结构，关心那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变化缓慢的结构；此外，它还关心那些结构的发展。因而，它把……结构与形势，把静止的和运动的、迟缓的和快速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现实的这两个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存在，而日常生活却是变化与延续因素永无休止的混合。”该部分从经济制度、帝国、社会、文明、战争等议题来分析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其中第六章题为“各种文明”，阐释了作者对地中海文明的理解。此后，布罗代尔于1959年发表《文明史：用过去解释现在》一文，于1963年出版《文明史》一书，其“文明观”得以充分表达。

　　文明是一个文化区域

　　布罗代尔认为，一个文明首先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区域、一个场所。这个场所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财产”，从房屋样式和建筑材料，到方言、饮食和信仰，再到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等文化特征，“正是这些经常性的组合、文化特征的反复出现及其在一个明确区域的普遍存在构成了文化一致性的最初标记”。如果能够在这个空间一致性上增添某种时间持续性，在这样一个时空范围内的各种特征和现象的总和，就是“文明”。对于这一概念，布罗代尔强调了它的两个基本属性。

　　首先，文明是有边界的。比如，莱茵河和多瑙河是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古老边界线。一千年以后，大体上沿着这条边界，基督教会分裂了，一边是通过宗教改革而形成的新教区域，另一边则因罗马文化的积淀而坚守天主教。“始终存在着一个北欧地区和一个地中海地区。这是两个用绳索捆绑在一起，但因各自有自己的天空、自己的中心，以及从宗教上讲，各自有自己的灵魂，因而判然有别的世界。”

　　其次，文明有单数和复数之分。“文明”一词首先出现在1766年的一本印刷物中，指的是一种关于思想、技术、道德和社会的进步的世俗理想。文明就是“启蒙”，与之相对的是“野蛮”，文明越在地球上普及，人们越能看到战争、征服、奴役和困难的消失。1850年前后，文明从单数变为复数，意味着放弃了理想中的“文明”，从而倾向于同等地看待欧洲和非洲等地的人类经验。布罗代尔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单数文明日益膨胀，但他指出，“如果我们认为它一旦胜利就会消除复数文明，即总是留在原地而且延续若干世纪之久的真正角色，那就太幼稚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他认为应当注重多元文明的研究，把那些主要的文明分解成次文明，再把次文明分解成更小的因素。所谓的“西方文明”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说法，其实包含着法国文明、德国文明、意大利文明、英国文明等，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内在矛盾，重要的是了解它们是如何重叠交错在一起的。

　　文明需要互相借鉴

　　布罗代尔认为，所有的文化财产、文明的微观因素总是在流动。“除了能够把自己的货品输出到远方、能够发扬光大的文明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文明。一种不输出人、不输出思想或者生活方式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一种文明来说，活着就是既能给予又能收受和借用。”西方文明就曾不分远近地借鉴伊斯兰世界、中国、印度的文明。他强调指出，不能因为文明是独特的，就认定它是一个封闭的独立世界，似乎各个文明都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文明交汇、文明对话是必需的。

　　具体到地中海文明，布罗代尔借用吕西安·费弗尔的词句来说明这种流动：假如希罗多德今天旧地重游，对在我们看来司空见惯的地中海植物群会感到多么惊讶！这种植物群有阿拉伯人从远东输入的橘树、柠檬树，来自美洲的仙人掌，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来自波斯的柏树，可能从秘鲁移植来的西红柿，来自圭亚那的辣椒，来自墨西哥的玉米，阿拉伯人带来的水稻，来自伊朗但源头是中国的桃树、菜豆，柏柏尔人的无花果树……人的流动是地中海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常态。人旅行，文化财产也旅行，1492年，被驱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开办五金铺，安装首批使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或者希伯来字母的印刷机。他们建立了毛纺厂和锦缎织造厂，并且据说还制造了首批活动炮架。总之，交融、混合是地中海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威尼斯、亚历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等世界性港口尤其如此。

　　但是，布罗代尔也承认，对于文化财产的转移，其实很难辨认。“如果能够在这些行李中辨认出一件，就会有一千件无法辨认”，当涉及思想、情感、技术时尤其如此。“让我们既要提防那些把行李辨认得过分清楚的人……也要提防那些出于对抗……把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之间的互相效仿、借取的事物统统加以否定的人。”

　　文明具有根深蒂固性

　　在关注文明互鉴的同时，布罗代尔也认识到，无论是对思想方式、信仰方式、生活方式，还是仅仅对工具的借鉴，都存在着抵制。“一种文明有时拒绝借用……从这些现象中也可辨认出这是一种伟大的文明来。”有些抵制明显是有意而为的，有些则是盲目的，似乎是门户关闭的自然结果。在构成文明的要素中，宗教是最具有对抗性的东西。把各种宗教部分地混合在一起，把某种思想从一种宗教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在必要时把一种宗教的某一教义或者仪式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这同把它们合为一体完全是两码事。

　　布罗代尔还注意到“交流和转移的缓慢速度”。尽管文明具有明显的可变性，但要经过很长时期，经过不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变化才会慢慢显示出来，“谁能够说出印度数字，即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从它的祖国经由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中继站，即北非或者西班牙，到达地中海西部地区花了多少时间呢？谁能够说出，这些印度数字战胜……罗马数字又花了多少时间呢？……直到16世纪末它才在安特卫普使用”。这种慢节奏恰恰是“文明的抵抗力”的重要体现。

　　这就涉及发展变化与静止不变、多变与稳定的关系，“这里我们又会遇到结构和机遇、形势之间的，瞬间和长时段甚至和很长时段之间的对话。从根上说来，事物的某种形式、某种格局总是预先已经决定”。就文明而言，文明的基础并非坚不可摧，但它们比人们想象的牢固得多，“事实上，在改变、掀翻或者搞乱各种文明的那些变化之外，还显示出一些令人惊奇的永存的事物。作为个人的人能够背叛文明，但是文明仍然钩挂在几个固定的、几乎经久不变的点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

　　行文至此，其实又回到布罗代尔对于文明实质的理解。从空间上说，“一种文明的最根本的实在性，就是强使这种文明像植物那样生长，强加给它限制（有时甚至是严格的限制）的地理空间。除了这一点外，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吗？各种文明就是一些地理空间、一些地带……这是一种迫使人并且无止境地受人影响的地理空间”。从时间上说，“文明是长时段的现实”，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于命运的变化，“文明历经政治、社会、经济甚至意识形态的大变迁而延存，而且它们实际上悄悄地，但有时是非常强劲地支配这类大变迁”。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