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以来，中国的文体分类日益繁复细密，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文体分类方法，同时也产生了“体制”“体式”“体要”等批评术语。在文体学研究中，对文体风格的辨析占据重要地位。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说：“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但与此相对，除了文论家强调的辨体之外，古代不同文体之间还广泛存在并称、渗透、融合现象。

　　依托类似的文体风格

　　从古代文体观念发展变迁历程来看，先秦时期出现了对各类文体用途及特点的初步总结，各类文体有了相对明确的分工，并形成各自的风格。宋人陈骙在《文则》中指出：“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辞翰，备括规摹。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到了两汉时期，针对文体风格的辨析开始逐步出现一些较为深入的论述，但辨体工作仍未完成。到了两晋和南北朝时期，文体学中的辨体批评才发展成熟。

　　但我们也要看到，一方面，从先秦开始，文体分类日益繁复，文论家对文体风格的辨析也愈发精细；另一方面，虽然文体种类逐渐增多，但文论家却并未对不同文体作出足够清晰的区分。古代不同文体由于风格、功能、题材、使用对象的相似会出现文体的并列相称现象。

　　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文本同”植根于对文学本质的认知，指一切文章均有共通性。在论及各类文体源头时，刘勰有意识地将它们归并于“五经”并指出：“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显然，刘勰之所以如此立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认识到各类文体之“同”。而这种“同”恰好就是不同文体能并列相称的基础。

　　考察古代文体之间的并称现象，首先会注意到诗赋并举。古人有“诗赋同流”之说。班固《两都赋》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体并举，也以“诗赋”并称。其实，不同文体能并称，与其在风格上的类似有关。曹丕所言“奏议”之雅、“书论”之理、“铭诔”之实、“诗赋”之丽，就是充分认识到了每组文体在风格上的相似性，故将其并称在一起。

　　刘勰的《文心雕龙》将“颂赞”“铭箴”“诔碑”“论说”“章表”“奏启”“书记”等并称。在论及各类文体特点时，刘勰还采取了“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史论序注”“箴铭碑诔”等四种文体并举的言说方式（《定势》）。在刘勰看来，每一种文体都有基本的规则，也即“设文之体有常”。（《通变》）刘勰认为，“章表奏议”要“准乎典雅”，“赋颂歌诗”要“羽仪清丽”，“符檄书移”要“楷式明断”，“史论序注”要“师范核要”，“箴铭碑诔”要“体制弘深”。正因为上述每组中的四类文体具有大体相似的风格，刘勰才将其并称起来。

　　立足相通的功能内涵

　　古代文体能够并称、渗透并融合，还与这些文体在功能上具有相通之处有关。比如汉代人常将“赋”“颂”并称。这种并称在汉代史书中大量出现，如《汉书·严助传》说：“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王充《论衡》也在多处将“赋颂”并称，如“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另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两次言及司马相如同一篇作品，但分别用了《大人赋》和《大人颂》两个题目，原因即在于“此赋专颂大人也”。

　　从汉代文体发展实际来看，“赋”与“颂”之间存在的“赋”影响“颂”、“颂”对“赋”有依附关系、二者并称混用三种关系源于“赋”与“颂”均具有铺陈排比、赞颂帝王等功能。赋可“诵”读，而“颂”同样有“诵”之意。郑玄注《周礼》说：“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挚虞《文章流别论》对“颂”评价说：“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正是因为“赋”“颂”有相似的功能，这两种文体才被并称在一起。

　　此外，由于“颂”具有赞扬、赞颂功能，因此“颂”体又与“赞”体形成了并称关系。如《文心雕龙》就有专门的《颂赞》篇。“颂”体的这种赞扬功能还使其与“铭”之间存在并称连用现象。如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说，“蔡氏所长，唯铭颂耳”；曹植的《承露盘铭》提到，“使臣为颂铭”；沈约的《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也有“乃刊石图徽，寄情铭颂”的说法。

　　此外，像诔碑、论说、哀吊、箴铭、章表等文体之间也都存在类似情况。由此可看出，不同文体如果在功能及内涵上有相通之处，就会出现并称现象。

　　吸纳其他文体的特质

　　每一类文体的出现均受到当时多种文化因素影响，而一旦某种文体定型之后，其形式和内容则会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时代发展，文体又会发生诸多变化，故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时序》）一些原本居于文坛中心的文体会逐步走向边缘，而另一些文体又会随着文学风气的转变而由边缘向中心移动。一种文体在由边缘向中心移动过程中，常会吸纳其他文体的特质从而丰富自身的内涵，而文体间的渗透、融合也就随之发生。

　　不同文体间的渗透与融合是文体发展革新的动力。比如汉代的主要文体是赋，汉代人认为，辞赋来自《诗经》之“赋”。汉赋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吸纳了《诗经》的四言体句式和《楚辞》的韵律节奏。而“赋”过于铺陈排比的写作形式及赞颂帝王的功能又被扬雄调整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进而强调“赋”所应具备的讽谏功能。因此，汉赋在继承诗歌抒情性因素的同时，又进一步承担起诗歌的美刺功能，从而发展出大赋、抒情小赋、骈体赋、律赋等不同的类别。由此，《诗经》《楚辞》对汉赋的渗透促进了其发展。汉赋中很多作品可被视为有韵的散文，所以，汉代以后散文的逐渐骈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诗”向“文”渗透并融合的具体表现。

　　而唐宋时期的“以文为诗”则可视为“文”向“诗”的渗透与融合。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出：“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的“以文为诗”可视为古文家在诗歌创作上的具体实践，并进而影响到宋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严羽反对这种创作倾向，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固然是一种批评，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文坛上不同文体互相渗透与融合的状况。

　　此外，古代不同文体互相渗透与融合还体现在“诗”与“词”及“文”与“词”之间的复杂关系上，所以有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等现象。宋元以后，戏曲、小说创作兴起，话本、章回小说、戏曲等文体之间也出现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现象。

　　总体而言，古代文体之间的并称、渗透与融合是文体学研究中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这种现象从先秦时期各类文体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形态，由此也衍生出相应的文体批评方法。这些现象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学风尚，体现出古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成为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36）、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文艺编”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