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是中国第一个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遗址，被视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证，世界遗产委员会称其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考古学家严文明和张忠培都认为良渚已进入国家阶段和文明社会。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等称之为“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
良渚文化确已进入文明社会
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指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国家的出现一般被视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良渚遗址包括约30万平方米的宫城、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以及十数座高、低水坝等，规模之宏大前所未见。科林·伦福儒和刘斌认为，其水利工程的规模可能比埃及和苏美尔的还要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估计所有工程的总土方量在1000万立方米以上。此外，制作大量珍贵玉、漆、象牙、陶器等所需的专业人工数量也很庞大。可见良渚有着非常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非国家无以为之。
据北京大学赵辉估算，占地约1000平方千米的良渚大遗址群，当时应该有大约3000个村落，才能生产出供养良渚古城大约2万人口所需的稻米。照此推算，数万平方千米的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同时期聚落当数以万计，人口或有百万之众，却只有良渚古城这样一个超级中心聚落和政治文化中心，城乡分野明晰，统一程度颇高，俨然国家景象。
张忠培将良渚墓葬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同时随葬玉琮和玉钺，推测墓主人生前既掌握神权又控制军权，可称“神王”，他们是良渚社会君临天下的最高统治者；第二等级生前当掌握军权，死后以玉钺随葬；第三等级当为生前具有行使军事职能权力的兼职战士，死后随葬石钺；第四等级当为普通农业劳动者，死后无石钺随葬。这显示出当时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和较为严格的礼制。良渚玉器上的完整神人兽面徽纹，基本仅见于反山、瑶山等最高级别大墓，稍低级别的墓葬只有简化徽纹。赵辉认为，神人兽面纹代表了“良渚人心目中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认为其是“维系良渚社会稳定的唯一标识”。高度统一、层级清楚的宗教崇拜当是维护良渚社会稳定统一和组织动员国力的强大武器，与“钺”所象征的军权互为表里。
良渚的精致玉器、嵌玉漆器、刻纹象牙器和刻纹陶器，以及高质量木作，显示贵族控制下的各类手工业技术已达很高水平，专业工匠的存在毋庸置疑。如北京大学秦岭所说，良渚玉器生产的“标准化”和使用的制度化，超过中国新石器时代任何文化，非文明社会无以当之。此外，良渚陶器上面常见各种类似文字的符号，不少结体复杂，有的甚至数“字”成行，可能就是原始文字，这类原始文字当时可能多数写在竹木绢帛之上，难以保存至今。所以，我们不能轻易断言良渚为无文字的文明。
即便按照西方学者最早提出的标准来判断，距今5000年左右鼎盛时期的良渚社会，也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确已进入文明社会和早期国家阶段。
良渚古国具有区域王权
如果扩大视野，会发现距今5000年以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存在至少三个与鼎盛期良渚文化同时且站在文明社会门槛的文化，那就是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这几个文化也都有古城、大墓和“宫殿式”房屋。只是这三个文化各自内部并不统一，不像良渚文化有着唯一中心，而且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也不及良渚文化。当然，四个文化之间还存在文明模式上的差异。比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注重俗世和祖先崇拜，强调社会秩序，但大汶口文化的贫富差别更加明显；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宗教色彩浓厚，贫富分化明显，但良渚文化的社会秩序比屈家岭文化要严整许多。文明模式的不同也会影响我们对文明水平高低的判断。
虽然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文明化程度稍逊于良渚文化，但其实力和良渚文化不相伯仲，它们之间相互交流和对外影响的幅度更非良渚文化可比。比如大汶口文化的尊、杯等因素向西可远达关中地区，屈家岭文化的斜腹杯等因素向北可传至晋南地区，仰韶文化的蓝纹等因素则东达海岱、南抵江汉。甚至良渚文明的衰亡也可能与距今4300年以后造律台文化的南下有些关系。比较而言，富足而自信的良渚文化似乎颇为“内向”，良渚古城的统治者主要在良渚文化范围内实行统治，与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诸文化呈现出互相对峙、分庭抗礼的态势，而且彼此交流有限。如果和其他早期文明相比较，苏美尔文明各城邦统治范围狭小，被视为一个个具有小王权的“城邦国家”；埃及早王朝已经对上、下埃及广大地区实行统治；二里头早期国家（晚期夏王朝）对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实行统治。埃及早王朝和二里头早期国家都被认为是具有大王权的“广幅国家”或“广域王权国家”。良渚古国的统治范围比苏美尔各城邦大，但比埃及和二里头早期国家却小许多，称之为“区域王权国家”，或许更加合适。
苏秉琦曾提出古代中国文明演进的“古国、方国、帝国”三大阶段的方案，严文明和王震中分别将之修正为“古国、王国、帝国”和“邦国、王国、帝国”三大阶段。从早期中国文化圈整体来看，良渚早期国家作为“区域王权国家”，仅相当于第一个“古国”或“邦国”阶段，二里头文化以后才进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国”阶段。
“早期中国”孕育良渚文明
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使得早期中国文化具有土著性、统一性特征，保证了其有机会长时期稳定连续发展。中国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就有一定特色，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时代已经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萌芽，初具稳定内敛、祖先崇拜等特质。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幅扩张和强力影响下，包括江浙在内的中国大部地区文化的统一性空前增强，正式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同时最早在中原地区迈开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脚步，随后影响带动中国大部地区进入一个普遍趋于文明化的时期。
比如距今6000年稍后，中原腹地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出现200—50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以及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社会复杂化由此发端；稍后黄河、长江流域文明曙光四处涌现，如距今5300年前后甘肃秦安大地湾40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房屋、河南灵宝西坡面积近20平方米的考究大墓、辽宁凌源牛河梁气势恢宏的“庙、坛、冢”祭祀遗存，以及山东章丘焦家、安徽含山凌家滩和江苏连云港东山村的豪华瘗玉大墓等，显示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等都已站在了文明社会的边缘。
同样在大约距今5300年，崧泽文化蜕变为良渚文化，稍后大量人口移民至良渚地区。虽然在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干冷的背景下，良渚地区地下水位下降，初步具备了人居条件，但在那样低洼的小平原地区，“治水”可能仍是头等大事。大量人口的涌入还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刺激了灌溉稻作农业的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土木水利工程和灌溉水稻农业，使得良渚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也极大地提高了良渚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贵族首领的权力，从而催生出灿烂的良渚文明，这与苏美尔文明的形成原因类似。归根结底，良渚文明只是庙底沟时代以来长江下游地区持续文明化进程的结果，这一文明化进程的启动还与来自中原的推动有关，且与周边地区存在互动。因此，良渚文明形成于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融合互动的背景之下，是早期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良渚文明影响“早期中国”
良渚文明时期主要向南扩张影响，浙江南部的好川文化、广东北部的石峡文化等，都深深打上了良渚文明的烙印。良渚北部有强大的大汶口文化，江苏新沂花厅殉人墓葬的发现，表明良渚人曾北扩至此，并与大汶口人发生战争，但这也是良渚文化向北扩张的最远地点。西—西北方向是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地盘，良渚文化无力染指。无论如何，兴盛期的良渚文明对作为早期中国文化圈主体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还很有限。
良渚文明真正对黄河流域产生大的影响，是其进入晚期以后。大约距今4500年，在晋南临汾盆地出现陶寺文化，其琮、璧、钺、V字形厨刀等玉、石器，都明显属于良渚文化因素。陶寺近300万平方米的古城，在中原此前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城，或许也是受到良渚筑城理念启发的产物。深受良渚影响的还有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等地精美玉、石器的大量出现。良渚文明的深远影响，应当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良渚式玉器的出现，使得黄河流域人群终于找到了一种绝佳的高等级社会身份标志物；良渚式大城出现的同时，良渚文明那套政治管理模式也可能相应渗透到中原和北方地区。可见良渚对中原和北方等地龙山时代的文明化进程有所促进。
更为重要的是，以陶寺文化为基点，琮、璧等玉器北向影响到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西向影响到甘肃、青海、宁夏地区齐家文化，为这些粗犷的北—西北方文化平添了许多温润之气。良渚玉器对临近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当然会有更加明显的影响，至龙山文化已经形成自具特色的玉器风格，并深刻影响到龙山后期江汉平原地区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出现。良渚文化的玉器传统，还通过陶寺文化、龙山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石峁类型等，传承到更晚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夏文化），以至于商、周文化。
良渚文化虽然并非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直接前身，良渚文明也在夏代建立前夕衰落了，但良渚文明本身就是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早期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