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发展，外国文学在我国不仅成为与中国文学并列的一级学科，而且学界还成立了众多外国文学学会，创办了丰富的外国文学刊物，出版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让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外国文学研究70年来的发展成就，梳理新时代的研究任务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对新时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理论创新和学科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外国文学研究成就卓著

　　70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发生很多变化，研究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建德表示，改革开放初期，外国文学和理论的引进大大促进了我国文学创作的繁荣。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尽管存在过度看重方法、空谈偏多等问题，但总体来看，进步非常巨大。

　　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玉括表示，7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范围慢慢扩大。从初期学习苏联，重点介绍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到改革开放后更注重介绍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作家、作品。70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从积极借鉴外国学界的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发展到当下认真反思、审视西方文化。70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从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介绍与研究，到关注当下流行文学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历程。

　　外国文学研究不仅包括对文学现象、文学家、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文学作品的研究，还包括对外国作品的翻译。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许钧告诉记者，70年来，我国学者在外国文学的引进、翻译和相关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译著，我国学者得以很好地了解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现实状况和审美旨趣等，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在译介过程中，中国人让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范围和生命力超越了作者所在国。许钧表示，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阅读和研究，不仅是文学活动，更是一种精神活动，反映了中国人与外国人思想的共鸣和心灵的沟通。

　　王玉括介绍，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二十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等著作，很好地总结了外国文学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采用适宜的研究方法

　　文学现象很复杂，不易于把握，需要在文学解读和批评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许钧表示，外国文学研究有着丰富的研究对象，包含对文本结构、文本叙事以及文本价值的研究。随着时代发展，文学创作的诉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的研究方法也变得多样化。跨学科的方法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手段，有助于研究者打开文本的世界，指导读者进行有效的阅读，并让文学作品的内涵在不断的解读中更加丰富，在时间上不断延伸，在空间上不断拓展。许钧认为，“跨学科研究给文本创造了新的生命，但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对文本的关注、阅读和创造，才是文学批评应该担负的责任”。

　　“很多学术理论在诞生之初就带有社会、历史、政治的关怀，跟其他学科是分不开的，文学亦是如此。”陆建德告诉记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也试图找出纯文学的界限，但事实证明追求纯文学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学者们要认识到，文学并没有具体疆界，外国文学研究也是如此。

　　重视文学的交流

　　如何不断推动外国文学研究发展？王玉括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发展得相对比较完善，但话语体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经历了所谓的“跟风”与“失语”期。未来，相关研究不仅要继续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还应挖掘、整理、弘扬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学观、文明观与世界观，为外国文学研究和世界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许钧认为，推动外国文学研究发展，首先不仅要有方法和话语，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层面的思考。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孕育着思想创新的基因，而文学的创造性则构成了文学生命的根本。其次，要意识到文学交流不仅是文学层面的审美活动，而且是人类文明互学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构建外国文学批评话语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中国历史悠久，文学阐释方法多样，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学理论。当代中国学者可以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和借鉴西方先进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从而开辟一条多元多样的文学批评路径。最后，还应重视让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这三者相互促进。

　　陆建德提出，外国文学研究是开放的，应鼓励学术研究的多样性。他强调，我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有着互文关系。鲁迅等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往往也是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冯至、李健吾、卞之琳、杨绛、冯宗璞等学者都是翻译家、诗人、作家。他们熟悉外国文学作品，但写的多是中国的故事。所以，不能将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割裂开来，应推进二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一方面，注重借鉴各国先进的研究理论和创作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关注本国实际的文学状况和社会实践，产生自己的问题意识。这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治学和创作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