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的起源时代，近代学术界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所使用的术语也各自不同。郭沫若、于省吾等先生以半坡、姜寨遗址的仰韶文化陶符为主要材料，认为汉字起源于距今6500—6000年之间，也有学者根据蚌埠双墩遗址出土陶符认为汉字起源于距今7000年左右，甚至有学者根据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的甲骨刻符认为汉字起源于距今8000年左右。另有一些学者对这一时间的推断相对较晚，认为原始汉字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汉字正式起源在夏商之际，距今3600年左右，甚至有学者认为汉字产生于盘庚迁殷后的商代中后期。至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南方良渚文化与东方龙山文化出土的陶符，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原始文字，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古汉字无关。

　　从目前学术界探讨汉字起源使用的术语看，也比较杂乱。有的称“陶器符号”或“刻划符号”，也有称“初文”“原始文字”或“简单文字”等。不过笔者不同意简单地把陶器刻划符号称为“符号”，这样就基本上与后来的文字无关了。但称作“初文”“原始文字”“简单文字”等也未必妥当，因为无论怎么“原始”“简单”，一旦“文字”位于中心词位置，也就应是正式性的文字了。

　　综观这些不同的说法，我以为是由于学者们没有从文字起源的基本概念去作深入的分析，也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切实有效判定汉字起源的标准，所以方法各异，以至于众说纷纭。笔者通过分析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从理论和概念上区分了文字画、文字性符号、非文字性符号及正式文字的名称概念。我们认为“文字画”的性质是记事性且有文字性因素的图画而非文字。陶器刻划符号中纯粹几何形的一些符号是非文字性符号。而文字性符号，说它们是“文字性”的，是因它们能和后来的甲骨金文形体结构相对应。说它们仍是“符号”，而不是正式文字，是因它们一般都只是单体图形或符号，并不清楚它们是代表一个词，还是一个词组、一句话甚至一个故事。因此单体类的文字性符号并不是正式文字。以此来看，过去一些学者把距今8000年左右裴李岗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文符号或距今7000年左右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陶符视作汉字的起源，把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晚期陵阳河遗址陶符看作早期文字，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我们曾对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各种考古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龟甲、兽骨刻划符号作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东方大汶口文化到之后的山东龙山文化等遗址；东南方的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后来的马桥文化，安徽蚌埠的双墩文化；南方的湖北地区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以及后来的石家河文化等遗址；西方及西北的大地湾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菜园文化，以及后来的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等遗址；特别是中原及其西北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半坡遗址、姜寨遗址、泉护遗址、河南三门峡遗址、灵宝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临汝阎村等遗址。通过系统地整理和分析这些遗址出土陶、石、龟、骨等器物上刻划的图画、图形和刻划符号，可知这一时期除了东南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之外，大部分地区还未见到汉字的正式出现。

　　我们认为判定汉字正式起源的标准和方法，应该是观察它们是否组字成词组或句子。也正是由于我们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判定汉字起源的标准和方法，就为观察汉字正式起源时代提供了规则和范式。根据这一规则，我们把汉字正式起源的时代确定在距今5500—5000年之间。

　　我们认为，汉字正式形成的判定标准应是字符形式上的组字为词组或句子。这是用线性的排列组合来表现的，是判定文字的正式形成与非正式文字的标准。哪怕只有很简单的二三字，就能够记录最简单的语词组合形式，表示主谓、主谓宾或偏正关系，这就是最初先民用早期文字的排列组合关系记录语言的词组或句子了。显然，这种线性的连字成词组或句子就不可能是图案或图画符号，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刻划符号。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可以判断出汉字正式形成的时代。由于出现组词为词组或句子类的文字符号为良渚文化时代，据此可知，距今5300—4300年之间已经出现了正式的汉字。江苏吴县澄湖古井堆遗址出土良渚文化黑陶罐腹部有四个字（图1），这四个字中“戌”“五”二字比较清楚，并排为一列而组合为一个复杂词组，多数学者释读不一，但多肯定这四字就是原始文字。笔者以为可隶定为“戉（越）五簇（族）”。“”字在新石器晚期东南方一带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等文化遗址陶符中常常出现，可能是图腾或族徽；吴越之“越”虽然在古文献中出现在春秋时代，但其来源可能很早。因此这四个字组成了偏正性的词组。

　　另外，上海马桥遗址下层出土的良渚文化层黑衣灰陶阔把杯底有几个字，其中能看清的有三字：“入田……戉（越）”（图2）。这三个字均与殷墟甲骨文很相近，应该是一个动宾词组，或者是省略主语的句子。良渚文化时代出现的这类组词为词组或句类的文字符号，表示这时汉字已经正式形成。

　　根据殷墟甲骨文和出土考古器物的对比，可以发现甲骨文中有依据史前考古遗存或实物（如仰韶文化时代尖底瓶）造成的文字，这就为我们断定汉字的产生时代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证据。通过甲骨文“酉”“丙”及以之为形符或声符的诸字与新石器仰韶文化时期有可靠使用时代的尖底瓶、丙形器的比较研究，通过地穴和半地穴的形状特征和甲骨文形体结构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甲骨文“酉”和“丙”字类所描绘勾勒的尖底瓶一类器物，在距今5000—4800年之后不再出现，这就为我们判定汉字大量形成的时代提供了比较明确的依据。

　　通过商代甲骨金文的字形结构和考古资料及遗址相比较，可知甲骨金文中有不少以“活化石”形式保留的字形结构，其远在夏商之前就已经出现，而且反映出客观物体形状。“酉”字与以之为构字部件的文字符号大约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丙”及其所从之字符出现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代；甲骨文早期“鬲”字出现在庙底沟二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宫、吕、（雍）”等文字符号的出现则应在陕西龙山文化时期。特别是甲骨文中大量的“酉”字类（图3）、“畐”字类、“丙”字类字形结构反映的是宽肩束腰类尖底瓶的形状，出现的时代应是距今5500—5000年之间。再结合良渚文化时期陶器上组词成句类陶文的出现时代，可知汉字正式形成时代应在距今5500—5000年之间。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