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曾有“四把钥匙”之说，即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其中，“职官”一项尤为复杂，牵连甚广。就古代“职官”的整理而言，清人黄本骥曾编有《历代职官表》一书。随着近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各领域也逐步走向断代、精细化的轨道。秦汉王朝和秦汉官制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断代官制史《秦汉官制史稿》应运而生。

　　《秦汉官制史稿》由山东师范大学安作璋和华中师范大学熊铁基两位先生联袂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著作分上、下两册，共70余万字，截至目前仍然是秦汉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必备参考书。著作的质量和创作中的合作精神也都一直为学界所称道，被誉为史学合作中的典范。从两位先生合作时的往来信件可以了解，合作的前期准备工作较为复杂、曲折，明确目标之后开始写作的整个进程很顺畅。

　　朴实正派与积极坦率的交流

　　安作璋与熊铁基的合作缘起于1980年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编写会议。安、熊两人虽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合作意向一拍即合。之后各自奔走此事，寻找更多合适的人选以组成扎实的写作班底。会后返回武汉的熊铁基在给安作璋的信中，亦即目前所见最早的信件（11月17日）中首次提到合作时两人的角色定位。由于各种原因，其他人难以邀请，才决定由二人合作。在12月26日的信件中，熊先生又坦陈了自己的优势和问题：

　　我想不如我们两人来搞，也许还省一些，当然主要是你。我们不必客气了（我的情况可以如实告诉你，用现在“扬长避短”的说法，我唯一的长处是能够对一些问题提出一点看法，做事比较快，而且时间也有保证，既没有太多杂务，也不打算另搞一套什么，如果跟着你学，在科研方面基本上可以说全力以赴）。最大的短处是没有什么基础，只能边干边学，所以只能以你为主，在你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任务。（这是确实的话，不是客气）。

　　熊铁基还提到“如果你同意这个想法，而且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助手的话”他会“协助你做这件事”等。为了表示信任，熊铁基坦率地附上宁可先生对“合作”一事给他的回信：“安作璋同志是强人，他学风朴实，为人正派，你们合作一定能有好的结果”（宁可写于12月22日）。在回信中安先生也表露心迹，称熊铁基“古道热肠，肝胆照人，我已有所领会。今又来信，更加证实我的原来印象”（1981年1月4日）。一个朴实正派、一个积极坦率，两人互相信任、彼此交心，在学界都有较好的口碑，为合作意向的达成和日后合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作为一个助手”，并非仅仅是熊铁基的自谦之辞，事实上是他当时在专业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清晰的自我认识，希望“边学边干”以补足短板。其时安先生在秦汉史领域已耕耘有年，基础牢固，理应作掌舵人。这种分工是学术积累程度上自然而合理的安排。

　　提纲撰写中的往复

　　决定合作之后，他们讨论的重心转向书稿编写形式和大纲的拟定，通过大纲呈现出新作的特色是核心问题。在1981年1月4日的信件中，鉴于熊先生积极思考的长处，安先生希望由熊先生先酝酿一个编写大纲。而为了表示一个积极的态度，熊先生接信后立即考虑提纲并表示最后还是由安定夺。安收到编写提纲，觉得架子可以，但也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近三个月未得回信，4月，熊先生再次去信询问提纲之事，希望由安先生早定提纲，他好做些具体工作。安先生回信中对章节的重要性及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修改说明，并表示希望熊铁基再写一个包括细目的详细提纲，因为有了细目，方能突出特色。熊铁基在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的友人建议下，再三考虑重提对“讲义体裁”的顾虑，两人再次讨论体例和提纲问题。

　　没有安作璋的明确意见，熊铁基对自己所拟提纲没有把握。而4月28日回信中可见安先生相对谨慎，他认为在拟定提纲时要考虑系统、全面、详细，同时也要考虑特色，提出了提纲撰写的四条原则。他还是请熊铁基先拟一个提纲，在假期秦汉史年会召开之前至少要有一个往复。5月22日，安作璋接到林剑鸣信，其中谈到他正在编写秦汉史一书，安作璋感到形势紧迫，想法有所改变，主动询问大纲编写情况，希望尽快着手写作。

　　5月27日，熊铁基认为可以立即动手，提出章节写作分配方案。安作璋回信中表示同意立即动手写，明确章节分工和每章的份量，并希望最近仍由熊铁基写一份详细提纲寄来。6月8日，熊铁基回信表示不太明确安先生所指提纲的详细程度，并详细说明了自己按照四条原则撰写的提纲和初步想法。6月12日，安先生反馈了熊铁基所撰写相关章节提纲的修改意见。

　　至此，提纲问题已基本解决。在提纲拟定的往复过程中，他们的分工也非常清晰，大体上由熊先生撰写，由安先生修改、把关。

　　《秦汉官制史稿》的生成方式

　　在提纲拟定中，这种“你写我改”的模式在之后的写作中贯彻下来：由安作璋寄来相关资料，熊铁基写完初稿快速寄送给安作璋，安作璋则提出修改意见后再返回给熊铁基。日复一日，往来不绝，这被安先生称为“流水作业”。

　　早在4月24日的明确写作分工的信中，熊先生提到交叉分担一些章节的设想，而为了保证他负主责的西汉部分的质量，希望采取“每章我先写一个初稿，请你修改，提出意见等”的方式。5月27日，熊铁基写的信中延续了这一思路，相关章节由熊铁基利用两人的前期成果进行改写，争取在秦汉史年会开会前后试写出一二节或一章交给安先生审查。

　　正式开始写作后的《秦汉官制史稿》进展比较顺利，行文风格和作品质量也都得到了保证，这恰恰是沿用拟定提纲时初步确定的“流水作业”方式的结果。《秦汉官制史稿》的写作基础是熊铁基和安作璋分别有10万字的秦代官制史和20万字的汉代官制史的书稿。在1981年12月26日的信件中，熊铁基提到写作的基本原则是，把秦和汉两个稿子合起来，在原有的基础上补充扩大。写作是以熊先生撰写初稿和安先生修改的方式进行，写一章改一章，反复往返。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稿件的最终修订阶段。

　　在书稿撰写过程中，两人还承担了历史大辞典辞条的编写审稿、改稿任务，除了审、阅的那部分辞条不算，仅由他们承担编写、改定的官制、法律就有300余条。为了让熊铁基集中力量修改初稿，安作璋具体着手该事，花费了不少时间。此项工作刚告一段落，他紧接着就修订熊铁基寄来的书稿，至1982年底《秦汉官制史稿》上册才初步完成，1983年交出版社，1984年出版。装订好的底稿于1983年9月由安作璋的研究生带去华中师范大学，现保存在熊先生的手中。

　　上册修订稿交出版社的同时，下册的写作也在进行，仍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1983年5月31日，安作璋给熊铁基的信中写道：

　　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是今年十月间把下册书稿交齐鲁书社，争取1983、1984年两年内出齐。现在看是根本无法实现了。我的意见是最近或到暑假我们开辞典定稿会时，你把已经修改好的书稿寄交给我，有多少算多少，会一结束，你就一边继续赶写下去，我一边就着手修改，流水作业，早则年底，晚则明年第一季度末（三月），把第二、三编全部搞完。下学期我虽然有课，也一定要挤时间来搞（包括看上册校样）。等全部搞完后，我还要利用明年上半年剩下时间或暑假，再通盘审查一遍，包括善后工作。（搞出初稿后，修改定稿的时间往往很长，因此项工作最细做不过，也最繁琐。不过，如单是统一符号，就不知花费多少时间）。这样，至迟我们的书稿在明年下半年开学前就可以交出版社了。当然，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我之所以这样从先后考虑，不仅是保证时间速度问题，也涉及书稿质量问题。你的长处是思考敏捷、勇于创新、下笔较快；但多少有点粗放，不够稳妥。我的短处是思想迟钝，偏于保守，下笔较慢；但力求谨慎、细致、稳妥，不出或少出差误。我们二人配合起来，一先一后，就能扬长避短，既能加快速度，又能保证质量。当初我们一见如故，即你推心置腹，我的话如有不当或考虑不周之处，即请指出，我们再好好商量。总之，我们要善始善终，不能让人家看我们的笑话。

　　这种一先一后“流水作业”的方式便于利用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亦保证了下册的进度和质量。下册于1985年顺利出版。

　　《秦汉官制史稿》的合作佳话成为一段很有意义的历史。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