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进中国哲学研究，探究中国哲学起源与早期形态，“中国哲学起源问题的新探索国际论坛”于7月17—18日在山东大学举行。

　　关于中国哲学的起源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上溯至殷周之际，或归本于巫史文化，或返求于原始神话与宗教，或瞩目于孔老之说，可谓众说纷纭。哪种观点更有说服力？如何认识和描绘中国哲学原初形态？中国哲学原初形态与早期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观、世界观、天地观、天人观具有怎样的关系？围绕这些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哲学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时期

　　中国哲学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关乎中国哲学史书写的重大问题。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形成于先秦诸子时代。台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赖贤宗提出，先秦时代的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都不是中国哲学的起源点。二者都秉承了诸子时代之前形成的思想文化传统，并进行了各自的本体诠释。

　　武汉大学教授欧阳祯人表示，以对《大学》《中庸》这两部经典的解读为例，如果不与上古时期的宗教传统、巫术传统结合起来，如果看不到它们与之前的上古社会历史与思想发展的关系，就不可能把《大学》的“明明德”“格物致知”与《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整合起来，因此也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先秦儒家经典著作。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刘大钧认为，马王堆帛书《易传》中的《要》篇可以为中国哲学的起源研究提供一些重要线索。据《要》篇记载，易学由“赞”到“数”再到“德”的形成过程，可以作为古代中国从原初文明到东周时期的总体演进理路，这也就是中国哲学起源与形成的演进理路。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兴国认为，考察中国哲学的起源，必须从中国古代先民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入手。作为中国远古时代巫—礼文化传统的基本形式，原始宗教、巫术—占卜和神话构成了上古时期中国哲学的起点和内容。

　　形成时期与早期形态值得商榷

　　对于中国哲学的形成和早期形态，部分学者有不同看法。韩国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郭沂认为，春秋末年并不是中国哲学形成的时代，而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他表示，自远古至殷商之际为中国哲学的孕育期，自殷商之际至春秋中期为中国哲学的创建期。在西周德论体系中，已经完整形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对于郭沂的观点，有学者提出质疑。山东大学教授沈顺福认为，哲学是一种世界观，表现为对最大者和最小者的认识。最大者即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从庄子时期的“道”，中国古人就开始了自己对最大存在的认识。同时，人们将世界万物的本源归为气，这便是对最小者的认识，对世界终极存在或终极本源的认识。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应开始于庄子及其生存的时代。

　　赖贤宗则提出，在孔子与老子之前，已经存在更古老的道文化传承，“道”应被视为一种本体思想与文化实践。老子与孔子进行本体诠释之后，创造了中国哲学早期形态的两个主题，即道生物化或大生广生之“生”与归根复命或知命正命之“命”。

　　实现内源性发展

　　与会学者提到，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与中国哲学的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与论述内容。赖贤宗认为，中国哲学的当代诠释必须突破西方哲学的框架，进而发扬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质。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蔡祥元对比中西本源观的差异后认为，中西古代哲人面对自然变化都试图把握自然现象背后形而上的原因，但却发展出道与存在这两套具有根本性差异的思想体系，表现为取象与定义这两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林安梧提出，中国哲学研究涉及“经典诠释”“生活世界”及“本体探源”。中国哲学研究应当立基于典籍，经由对现代生活话语的觉知，进入概念性反思，进而进行诠释、对比、厘清、融通、转化与创造。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祥俊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随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而变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有其自身独特的哲学基本问题，也有其相应的义理体系。面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与哲学变革，有必要厘清中国传统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和义理体系，更重要的是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源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