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2016年6月公投决定脱欧后，三年来其进程一直波折不断，举步维艰。近期，欧盟各国首脑再度召开紧急峰会，同意将英国脱欧时间由先前约定的3月29日延至10月31日。此举重新激起了英国国内对“二次公投”和取消脱欧的强烈呼声，也让英国脱欧局势变得愈加扑朔迷离。自都铎王朝以来，孤立主义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条主线，时隐时现地发生着作用。在这样一个原则下，英国对欧政策更多是为迎合国家利益的一种无奈之举。从历史来看，英国从不认为自己属于欧洲，这也决定了它不会真正从属于欧盟。

　　孤立主义在英国

　　都铎王朝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在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三代君主的统治下，英国的民族国家铸造成熟。孤立主义外交思想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获得发展，成为英国外交的传统思想。其主要表现包括：在欧洲事务上，只要不涉及英国的根本利益，就尽量脱身世外，不卷入欧洲纷争，主要通过和平外交的方式保持欧洲均势；倘若欧洲出现了一个强国并威胁到英国安全，则联合其他国家打击这个最强者；保护海外殖民地，在全球谋取最大经贸利益。19世纪后期，“光荣（辉）孤立”的概念被提出并发扬光大。迪斯雷利、格拉斯顿和索尔兹伯里三位首相都是这一政策的有力推行者。在此期间，英帝国的扩张到达巅峰，英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或合作，基本围绕帝国扩张和帝国安全展开。在对欧关系上力求合作但避免同盟，既想从欧洲大陆获得利益，又不愿承担同盟责任，已成为英国处理欧洲大陆事务的基本立场。

　　19世纪英国的强大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它必须依靠外部的资源来支撑自己的强大。因此，英国所奉行的孤立主义决不意味着不结盟与不合作，比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联合法国、土耳其对抗俄国；建立四国联盟处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宪政危机；在1902年组建英日同盟等。正是这种结合不干涉主义、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孤立主义”，让英国站上了世界权力的顶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的绥靖政策实质上也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延续，通过和平与妥协的方式，使自己免于陷入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战火。二战后的欧洲列强都已沦为二等国家，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英国虽有实力担当欧洲联合的领导者，可它却选择了置身事外，转而加入美国的“北约”以保护英联邦贸易。正如丘吉尔所言，“我们是和欧洲在一起 （with），而不是属于它（of）。我们与它利害与共，但并不被它所吸纳”。所以当法国、德国设计欧共体来振兴本国经济的时候，英国采取了抵触和阻挠的态度。随着英国实力的进一步衰弱，其与英联邦及美国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英国意识到必须打破“三环外交”的幻想，重新将注意力放回欧洲。1973年，英国不得不加入欧共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孤立主义的结束。

　　英国对欧洲大陆缺少认同感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英国一直与欧洲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英国一边从未放弃保持欧洲均势的努力，试图重新获取欧洲事务的领导权与支配权；另一边，英国政界和民众仍怀有强烈的疑欧情绪，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前景忧虑重重。仅在加入欧共体2年后，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就留欧问题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投。投票率为64%，其中67.2%的民众选择留下。此时英国与欧共体的利益纠葛尚未完全暴露，反欧派却已将英国的经济衰退归咎于欧洲的联合。提醒英国不要为了欧洲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这对于英国未来的发展将是灾难性的。所以即便成为了欧共体的一员，英国也未全力投入欧洲事务，反而强调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拒绝加入《申根协定》和欧元区，反对欧洲防务一体化，并在涉及内政、司法、人权、社会事务等方面享有例外权。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英国还一再标榜“英美特殊关系”，包括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可见，英国似乎总在表明自己虽然身在欧盟，但又不愿与其为伍。这可以说是孤立主义外交传统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英国独特的国家特性决定了它的行动。法国经历的是充满暴力流血革命的跳跃式发展。德国则崇尚旧制度的安排，抗拒着周边的传统。英国的渐进式发展道路和制度安排有别于其他欧陆国家的运作模式，以至于其从本源上缺少对欧洲大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不可能像法国、德国那样对欧洲联合保持持久的信念与责任感。从不列颠群岛的东半部到世界头号殖民帝国，英国有过任何一个欧陆国家都无法企及的辉煌成就。由此而生的优越感已经深嵌在英国人的脑海里，也使他们时刻保持着处理欧洲事务的传统风格。所以在面对欧共体这个新生事物时，英国显得谨慎且保守。英国的所作所为，包括强调政府间合作而非国家间联合、尽可能避免承担新义务、最大限度地保持英国的自由选择权等，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欧盟内部的矛盾与隔阂。时隔41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再次举行脱欧公投。面对身陷难民、欧债、恐袭等多重危机的欧盟，英国选择了离开。脱欧行动的背后仍是英国孤立主义外交传统的涌动。

　　放弃孤立与回归自我难抉择

　　英国曾是辉煌百年的“日不落帝国”，它从不认为自己属于欧洲，也不希望出现一个能与之相抗衡的强大的欧洲；但欧洲大陆又是它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与战友。在这样尴尬的处境中，英国一次次变换着孤立主义的面孔。当欧洲一体化进程符合其国家利益时，英国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反之其又会变成一个旁观者甚至阻挠者。英国脱欧到底是喜是忧，定论为时尚早。一方面，脱欧的不确定性已经给英国带来了可见的负面效应。政府威信受损、民意的撕裂、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跨国企业的“出逃”等，脱欧从最初的政治事件正演变为一场社会危机。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也受到冲击。英国必须重新定位它的国际角色。另一方面，脱欧可能带给英国更多的发展空间。摆脱了欧盟繁复的规章制度，不断涌入的难民、移民，欧洲的单一市场和对欧洲经济的援助义务，英国可以决定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可以更加自由开放地接近新兴市场，比如与“盎格鲁文化圈”和英联邦国家签订更多的贸易协议，重塑自己的金融角色。欧盟则丧失了一位颇具实力的重要贡献者，其国际影响力可能被削弱，欧盟的生存危机将会加重。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许有助于法国、德国推动欧盟更深层次的一体化改革。

　　英国再次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究竟怎么往前走，取决于英国如何离开，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未来合作。英国与生俱来的孤立主义或许将伴随始终。英国在历史上所取得的挑战传统的创新成就，《大宪章》、光荣革命、工业革命等，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脱欧是一次失败的选择，它也许会引入另一个胜利的开端：比如促使英国收敛雄心重新认识自己的角色；帮助英国民众找回在欧洲一体化及全球化进程中失去的安全感。无论如何，英国可以离开欧盟，但它离不开欧洲，更离不开世界。未来英国将如何抉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