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批评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虽然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并无明确的知识谱系，也较少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但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却能以个性十足的艺术经验和文字表达，深刻改变人们对于文学批评的固有印象。

　　重塑当代美学风格

　　较之以知识求真为目标的学院派批评，作家批评更像是一场以经典重读为媒介、具有“创作”性质的艺术行为。蕴含在其中的思想活力和审美经验，能有效反映出当前文学批评的话语变革。

　　然而，作家批评的价值还远不止这些。如果深入观察这一批评话语的观念缘起和实践机制，就会发现作家批评在冲击既有的批评格局之外，也暗含了作家群体对于重建文学生活的一种集体诉求。

　　文学之于现实社会，从来都不是附庸风雅的点缀。且不说“文以载道”的功能及社会作用如何影响深远，单就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格和文化心理的养成来说，文学正是因为有了梁启超所言的“熏浸刺提”之功，才能在道德伦理上教化众生，在世情百态里熏染人心。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是创作还是评论，抑或是作品传播与读者接受等，文学都能以其特有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生活。

　　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中。彼时当代文学的轰动效应，反映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在一段时期内热度退却，以它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也日渐式微。好在这一颓势并未持续太久，从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也逐渐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了社会生活的中心。

　　这种“文学生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创作、评论和传播模式。它通过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补、文化资本的重新布局等手段，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学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文学生活”中，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也相互交融。“文学生活”的喧嚣扰攘与勃勃生机，同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文化标记。

　　但这种“文学生活”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由于21世纪以来的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其存在价值主要是为影视行业创造故事和角色，因此出于迎合读者的需要，很多作者沉迷于通俗文学的故事模式。而这种相对狭窄的创作格局，也容易造成美学风格的单一化。这显然非纯文学作家所愿。他们由文学创作转向文学批评，其实就是想借批评的力量，在解读经典作品的过程中使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更为多样。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抑或其他美学风格，都能在作家批评的经典解读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呈现，从而不断改变目前相对单一的美学格局。从这个角度看，很多从事文学批评的当代作家，实际上是以一种“向后看”的批评立场，通过开掘文学经典里丰富的美学资源，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

　　带动创意写作风潮

　　当代作家以作家驻校制为依托，通过探索作家批评的实践机制，可以进一步拓展文学批评的大众化道路。由于文学批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普通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很难真正掌握作品的解释权。虽然他们也会发表看法，但在现有的批评格局里，读者的声音微乎其微。因为作家深知，自己的创作能否被读者接受，与学院派批评家的批评有着重要的关联，尤其与文学史家的价值确认关系紧密。但作家驻校制的出现，以及作家批评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局面。

　　受高校教育改革的影响，目前已有越来越多作家以驻校作家的身份走进大学校园。王安忆为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小说研究”课，马原为同济大学本科生讲授阅读课，格非为清华大学研究生开设“小说叙事研究”课，毕飞宇面向南京大学学生开设系列小说讲座。这些课程和讲座不仅深受学生欢迎，而且也在批评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正是由于课堂讲授这一特殊批评场域的存在，才决定了当代作家在展开批评实践时，首先会有意规避学院派批评的理论化倾向。他们深知，青年学子真正看重的，其实是教师的作家身份。如果不能在批评话语上区别于大学教授，那么他们的批评实践也就毫无特色可言。

　　基于这一认识，作家在授课时将自身的创作经验融入批评实践。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令作家批评变成一种创意写作。换句话说，作家在课堂上以经验取代知识的批评方式，以及对文学经典的大胆解析，无形中带动了高校创意写作的风潮。一时间，以青年人为主体的评论者，完全打破了此前文学批评的种种知识壁垒，转而在批评的创造性方面开辟新的路径。从这个角度看，作家批评对学院派批评知识壁垒的突破，最终让文学批评演化成一种与批评主体的艺术经验密切相关的创意写作。

　　这种创意写作，其实可以被看作一场文学批评的大众化运动。紧随其后的则是由创意写作所推动的相关文化产业的兴起。事实证明，由作家出任各大高校创意写作的指导教师，在鼓舞青年学子热情写作的同时，也使作家批评成为重建当下文学生活的重要推手。

　　强调经典批评的当代意识

　　作家批评的兴起，深度唤醒了文学经典重读的当代意识。若是以学院派批评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对于经典作品的解读，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的限制。于是，结合作品创作年代而对其进行考据、阐释和推演，也就成为学院派批评的重要方法之一。

　　然而，对于一些从事跨界写作的当代作家来说，上述批评的这种态度固然可贵，但其对于经典作品的解读，却少了一份亲近感。原因是对经典作品的学院式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将对象与所处时代的生存境遇联系起来。用一句简明的话来概括，如果学院派批评是“我注六经”的话，那么作家批评就是“六经注我”。通过对文学经典的创造性解读，当代作家为文学批评注入了鲜明的当代意识。

　　具体来看，作家批评的当代意识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重新发现经典作品的永恒价值，将那些超越时空阻隔的精神财富，转化为驱动这个时代进步的动力源泉。比如读《红楼梦》，当代作家不会像红学家那样致力于考据和索隐，而是以勘察世相人心的立场，通过作品中蕴含的人生哲学与伦理思想去警醒现实。可以想见，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被重新激活之后，那些支撑起我们民族历史的精神财富，将给我们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其二是作家批评的当代意识还体现为对经典作品的创造性改写。与学院派批评相比，作家批评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实际上是一个二度创作的过程。虽然从学理角度说，这样的创作可能未必完全符合经典作品的实际情况，但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等当代意识去解读，有时却能最大限度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这方面，毕飞宇的《小说课》一书取得了很大成功。

　　作为一部批评文集，《小说课》以《红楼梦》《水浒传》《杀手》和《项链》等文学经典为批评对象，叙述多用口语，推论过程悬念迭起、巧思绵延，深受读者好评。毕飞宇认为，一部文学经典的艺术留白，实际上是一种“不写之写”。故而作家批评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以补白之法去完善经典作品的言外之意。换言之，通过分析“不写之写”，毕飞宇试图实现对一部经典作品的补写和重写。他坚信，像《红楼梦》这样处处留白的文学作品，必定在浩瀚驳杂、歧义丛生的“飞白”之地内隐藏着一部“书中之书”。

　　按毕飞宇的说法，曹雪芹之所以处处留白，全系他对读者的信任所致。因为从《诗经》开始，中国文学就有了“文尽而意生”的审美传统。因此《红楼梦》里的“飞白”愈是浩瀚无边，它对企图追寻言外之意的读者就愈是迷人。这便是理论家所说的“可写性文本”，它意味无穷、光芒四射。透过“飞白”，毕飞宇最终看到了曹雪芹以“不写之写”所完成的“书中之书”——另一本《红楼梦》是由“飞白”构成的，是由“不写”构成的，是将真事隐去的。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批评家对作品“潜文本”的发掘过程。但由于毕飞宇的批评实践主要是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经验展开的，因此以当代意识切入文学经典，就会在激起读者参与热情的同时，让文学批评进一步推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生活”的重建。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