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1915年11月—1995年3月），原名冯宝麟，曾用名冯宝麐，浙江诸暨人。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1944年研究生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纺织工学院、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冯契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名誉主任、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辩证逻辑学会会长等职，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91年获“曾宪梓奖”。

　　1957年，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一书出版，受到毛泽东重视，毛泽东将这本书推荐给身边工作人员阅读。冯契代表作有“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哲学史两种：《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以及《智慧的探索》《智慧的探索·补编》等。冯契承担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哲学大辞典》《外国哲学大辞典》等。2016年，十一卷本《冯契文集》出版。

1943年，冯契（左一）与吕笃同、邓艾民在西南联大。 资料图片

　　冯契（1915—1995），出生于浙江诸暨，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冯契去世后，《哲学研究》的悼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像冯契那样得心应手地出入于各个哲学领域的人不多；像冯契那样在每个领域都提出许多深刻思想的人更少，至于像他那样把如此丰富的原创性思想建构成一个如此融贯的哲学体系的人，则更是少而又少。”坚定走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道路，在融贯古今、会通中西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大概是冯契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哲学道路的选择

　　冯契的哲学之路，始于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他认为：“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因此下决心苦学哲学，寻求报国之路。冯契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亲眼目睹中华民族面临的苦难和危机，与当时广大有志青年一样，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苦苦思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的一批学人倡导“兼容古今中西”的学风，被学界称为“清华学派”。在“清华学派”的老师中，对冯契影响较大的是金岳霖、冯友兰。金岳霖当时从英国留学回来担任哲学系主任，长于逻辑学研究，在哲学研究中注重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对冯契产生了直接影响。冯契选修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后，对几千年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了深入了解。西南联大期间，冯契还选修了汤用彤的“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等课程，拓宽了哲学视野。跟随金岳霖读研究生期间，冯契读了金岳霖的《知识论》手稿和《论道》，“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这个问题就是知识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关系问题，它其实是一个蕴含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内在矛盾的重大时代问题。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冯契经常找金岳霖、汤用彤讨论和请教。

　　而冯契对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则是在读了毛泽东的著作之后。自“一二·九”运动之日起，冯契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冯契读苏联人写的书，读李达、艾思奇的书，读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坚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冯契义无反顾加入到这场民族抗战的洪流当中，到山西抗战前线做服务工作，到延安接受洗礼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冯契接触到了革命的现实，接触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以后，他在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心悦诚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批判以及对中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的分析，给了前线战士巨大鼓舞，也使冯契真切地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后来到昆明，冯契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的分析，以及“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提出，使冯契再一次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逻辑力量。冯契从中认识到，“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他发现，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只讲到了知识理论，而没有讲智慧学说，于是就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的任务——“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1944年，冯契研究生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智慧》。

　　冯契不仅选择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道路，而且一辈子都坚守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冯契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科研工作，辛勤耕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园地上。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空前活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因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实践唯物主义问题大讨论等掀开新的一页。冯契重新拿起笔勤奋创作，留下了包括著作、论文、通信等总计约700万字的著述。这些著述于20世纪末被整理为十卷本《冯契文集》，21世纪初又被增编为十一卷本。在其一生的学术实践中，冯契矢志不渝地坚持走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道路，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术研究的理论指导，生动诠释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信仰和学术追求。冯契以自己坚定的哲学信仰影响了一大批学人，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中坚和引领者。

　　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考察

　　冯契治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和研究。冯契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对几千年中国哲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整体的考察，创作出《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共3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等哲学史名篇。

　　20世纪80年代前期，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分上、中、下册相继出版。在这三册书中，他对先秦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古代哲学进行了全面考察。他明确提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目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研究哲学史，总结理论思维的规律性”。冯契把社会实践作为把握哲学史发展的内在根据，强调劳动人民和革命阶级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认为哲学史就是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不难看出，他非常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同时，他还自觉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融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之中。冯契强调，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要坚持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把哲学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运动；同时，还要运用科学的比较法，既要进行类比，又要进行对比；此外，还要站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也就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来把握哲学史的发展线索，批判地继承古代哲学遗产。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是这部哲学史著作的重要特征；以探求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目的，是这部哲学史著作的鲜明特征。

　　1989年，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他系统考察了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与《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侧重于哲学史“逻辑”的一面相比，《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更侧重哲学史的“历史”的一面。冯契的考量是：“在近代，由于现实经历着剧烈变革，思想家们一生变化较大，往往来不及形成严密的哲学体系。因此，我认为对近代哲学不要在体系化上作苛求，而应注重考察思想家们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独特贡献，看他们在当时提出了什么新观念来反对旧观念，从而推进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除绪论外，全书按照“中国近代哲学的前驱”“哲学革命的进化论阶段”“新旧思潮之激战和哲学革命开始进入唯物辩证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专业哲学家的贡献”四章展开，全景再现了在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哲学所经历的“古今中西”之争和所实现的伟大哲学革命。在冯契看来，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伟大成果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地回答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哲学革命就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详细考察近代中国哲学发展历程，是这部哲学史著作的鲜明特征，也是这部著作的一大重要贡献。

　　冯契的这两部哲学史名著完整地勾画出中国哲学从先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两千多年历史发展的进程，气势恢宏，内容丰富。首先，划分了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冯契把几千年中国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是先秦哲学，主要表现为天人之辩和名实之辩；二是秦汉到清（鸦片战争前）的哲学，由形神之辩、有无之辩发展到心物之辩、理器之辩；三是中国近代哲学，从道器之辩演变到进化论和唯物史观，从心物之辩演化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从名实之辩演变到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从天人之辩演变到自由问题和理想学说。以上三个阶段分别由荀子、王夫之、毛泽东做了总结，形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三个“圆圈”。其次，总结了中国哲学的理论得失。冯契指出，先秦哲学的积极成果主要体现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两个方面，秦汉到清（鸦片战争前）的哲学在认识论、逻辑学、天道观、人道观四个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果，近代哲学的积极成果表现在毛泽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提出以及在方法论、人的自由问题上的理论探索。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思维教训在于儒学唯心主义阻碍了科学发展以及对形式逻辑的忽视阻碍了科学方法的形成，近代哲学的理论思维教训在于未能克服天命论和经学独断论、忽视了农民意识的两重性。最后，展望了中国哲学的未来前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冯契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发扬我国传统哲学的优点，克服其弱点”。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冯契认为，“完成”之中包含着“未济”，哲学革命还将继续下去。冯契强调，如果说近代哲学研究的是“革命的逻辑”，那么当代哲学应当研究“建设的逻辑”。冯契提出，今天世界正处在东西方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必将发扬其民族特色而成为世界哲学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世界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冯契对于中国哲学的系统考察所提出的诸多观点，不仅学理性强，而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冯契关于中国哲学发展的“圆圈”说与列宁所勾画的西方近代哲学的“三个圆圈”之说有着类似之处，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冯契对中国哲学理论得失的分析对于今天仍然具有警醒作用，引人深思。冯契关于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分析，增强了人们对传统哲学的自信和对未来民族哲学发展的信心。值得一提的是，冯契对自李大钊至毛泽东共十多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的贡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他们的贡献体现出“中西哲学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合流的趋势”，这为人们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提供了丰富资料和独到视角。总之，冯契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所作的系统考察，凸显了中国传统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现代价值，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和世界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资料图片

《怎样认识世界》 资料图片

　　“智慧说”哲学体系的构建

　　经过几十年沉思，冯契构建起了一个不同于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体系，即“智慧说”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10月以《智慧的探索——〈智慧说三篇〉导论》为题收录在《智慧的探索》一书中，冯契去世三个月后由《学术研究》公开发表，并很快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1997年，在韩国召开的第十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设立了冯契哲学专场。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哲学自信——纪念冯契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

　　“智慧说”哲学体系由三篇构成，分别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这一篇中，冯契把认识论的问题归结为四大方面：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冯契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冯契看来，在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知识经验就是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言、意”能够把握“道”，通过理性的直觉、思辨的综合、德性的自证可以实现“转识成智”的飞跃。在《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这一篇中，冯契从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出发，阐述了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冯契把辩证逻辑研究看成是唯物辩证法的生长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深入探讨了逻辑思维过程的辩证法以及逻辑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类”“故”“理”逻辑范畴，提出了一系列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在《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这一篇中，冯契探讨了认识的辩证法如何贯穿于价值论领域，在使理想成为现实以创造真善美的活动中形成了自由的人格。冯契把人的自由看成是化理想为现实以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把真、善、美看成是与人生理想、道德理想、审美理想紧密相连的价值范畴，把人的自由劳动看成是价值体系的基石，认为合理的价值体系既要合乎社会的发展又要合乎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冯契还提出，今天我们要培养一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以上三篇，既相互独立，又共同构成一个“一体两翼”的逻辑严密的整体。

　　冯契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鲜明特征在于，它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同时又融马、中、西于一体。冯契在20世纪80年代末讲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逐渐厘清了对国情的认识。现在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发展哲学革命？更具体点说，哲学首先应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以求真正能从理论上回答时代的问题？”这段话实际上反映出冯契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初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冯契构建的“智慧说”哲学体系，就是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包含了冯契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历史文化的思考，但又不是单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它还体现出一种“会通中西以求超胜”的理论旨趣。冯契的“智慧说”哲学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统摄、融汇了中西哲学的各种学术观点，在借鉴西方优秀哲学成果的同时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价值，具有一种世界哲学的宽广视野。长期以来，受苏联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存在着被毛泽东称为“洋哲学”的特点。冯契的“智慧说”既注重吸取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还注重吸收当代科技革命的新成果，较好地克服了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缺陷，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探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较之于哲学史方面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的创新成就更大，这是不无道理的。事实上，在其“智慧说”哲学体系中，冯契从认识论、逻辑学、价值论、方法论、文化哲学、自由理论、理想学说、人的本质理论、人格学说等多个方面创新性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冯契不仅通过以上多个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域空间，而且在每一个具体领域都提出了原创性的观点。人们读了冯契的“智慧说”之后，往往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冯契的“智慧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爱智者”的本色

　　哲学就是爱智之学。冯契有一句名言：“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这是‘爱智者’的本色。”恢复高考与研究生制度后，冯契在与研究生的谈话中就讲到，哲学家如果不能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家，就会失去“爱智者”的本色。冯契晚年有一次接受采访，在被问到“回顾您的哲学生涯，您觉得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是冯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爱智者”的本色，也是冯契哲学的内在品格。

　　冯契认为，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态度。在冯契看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理解它，经过自由思考、自由讨论，经过比较分析，做出肯定的选择，这样才是真正地赞成它。独立思考是重要的，但是“与革命同志交流，与老师、朋友、同学进行自由讨论也是重要的”。可见，冯契提出的“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并非是指我行我素、天马行空的“自由思考”，而是指要敢于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强调的是要具有一种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和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的氛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冯契主编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材，他在教材的卷首语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别的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赢得了那么多人的赞成，又遭到了那么多人的反对……马克思主义不能强加于人，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在自由讨论中经过比较，作出肯定的选择，才可说是真正赞成它。编写者期望，本书的阐述能给赞成者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也给反对者的论点以适当的辩驳，使怀疑者经过比较而消除疑惑。”可以说，在冯契那里，“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不仅是一种态度，还是一种精神，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革命的”本真精神是内在一致、一脉相承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冯契提出了著名的“两化”理论，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冯契“两化”理论的提出，本是“勉励自己也是勉励同学”的，但它从哲学上很好地回应了党中央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所以很快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中的“理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其中的“化”强调的是，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又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个人的德性。冯契认为，把理论化为德性，就是要用哲学世界观来培养人格，使人由“知道”进而“有德”，它要求做到始终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要求真诚地、锲而不舍地贯彻理论。冯契提出“化理论为德性”，其目的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化为个体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哲学能够成为哲学家的品格。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封信中，冯契写道：“心灵自由是一切创作的源泉。没有心灵自由便没有艺术、没有哲学、没有真正的德性。”在冯契那里，“化理论为德性”与“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是内在贯通的。

　　冯契终生追求智慧，始终保持“爱智者”的本色，是一名真正的智者。他说过：“我的学生说我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这话大概不错，我确实想用我的著作来培养人的理性、信念、德性。”他做到了把理论化为德性，成就了自己的一生，也成就了自己的哲学。冯契的为学和为人是高度统一的，他的哲学和人格是内在一致的。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湖北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