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文艺实践融合的结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构建持续了百年，经历了不同阶段，其中周扬的贡献不容忽视。从20世纪30年代起周扬就居于左翼文坛的核心领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新时期后他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更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重视文艺与人民的密切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以贯之的重要特点。毛泽东强调：“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周扬在1962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时，提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重要观点。
20世纪30年代，周扬参加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时，还只是在文艺作品要让大众看懂、教育动员大众参加革命这个工具性层面上来理解文艺大众化问题。他真正认识到人民是文艺的主体、文艺属于人民，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他认为鲁艺工作中“‘关门提高’四个字概括了方针错误的全部内容”。在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时，周扬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属于人民”的思想观点，并强调毛泽东关于大众化的“完全新的定义”，即“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他认为，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艺术家来说，“个人感情常常成为一种太大的负担”，作家要积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值得注意的是，周扬还论及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解放，得到解救。文艺本是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反过来对于群众也是一个大的解放，他们多少年来被束缚和压抑了的精神生活的解放。这个解放是只有革命才能给予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扬指出，当时的许多文艺作品在表现党、军队与人民关系时，仅强调了前两者对后者的指导，而忘记了百姓是源、是根。这也是切中要害之论。
文艺写人民，是周扬在新中国成立后重点论述的内容，集中表现为倡导歌颂和表现“新的英雄人物”。1949年7月，在《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他提出：“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即使我们仅仅描画了他们的轮廓，甚至不完全的轮廓，也将比让他们湮没无闻，不留片鳞半爪，要少受历史的责备。”在周扬不遗余力地倡导下，当时的文艺创作中涌现出了江姐、朱老忠、杨子荣等新的英雄人物，丰富了文学群像。
文艺要表现真实的生活
周扬对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思想的研究达到很高水平。《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一文批判继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充分体现出他的判断力、思考力和研究功力。文艺与生活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周扬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论的矛盾，即一方面认为美源于生活，艺术只是对生活的苍白的复制，是生活的替代品；另一方面又认为艺术是“人生的教科书”。在揭示了这一矛盾后，周扬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艺术对象——任何其他生产物也一样——创造着有艺术情感和审美能力的群众。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产生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认为主体和客体是有机统一体，“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这也就是他后来所说“它从生活出发又落脚于生活，并给伟大的影响于生活”（《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这就有效解释了文艺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这一思想在《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中得到更富逻辑性、更有力度的阐述。他在肯定了文学源于生活之后，接着讲“文学与生活到底是两个东西：在创造过程上讲，还是互相矛盾互相斗争的两极”，“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进而又创造性转化王国维的理论，指出“深入到生活里面去，而又能超越于生活之上”，才能达到“生气”与“高致”统一。这是深谙文艺创作规律之论。
文艺的真实性，是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派生出来的问题，即文艺如何表现真实的生活。周扬认为，“无论是表现现代的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中，公式化、概念化严重阻碍了文艺书写真实。在周扬看来，这些问题源于作家未能“长时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深入生活”。他还主张要敢于揭示生活的矛盾，“生活中总是有前进的、新生的东西和落后的、垂死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任何企图掩盖粉饰和冲淡生活中的矛盾的倾向，都是违背现实的，减低文学的思想战斗力，削弱文学的积极作用”。这种观点有着很强的针对性，颇有纠偏之功。
进入新时期，周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1979年，他提出：“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当然，他也不是主张原生态地、自然主义地去表现生活，“应该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指导”，“社会主义文艺负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任务”。这一主张是周扬基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深入总结文艺创作规律后的肺腑之论，对此后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
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周扬长期处于文艺工作的核心领导地位，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格外关注。1980年，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提出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周扬在《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一文中对此作了理论阐发。他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各种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各种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直线式的”，并强调“如果否定了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否定了包括文艺和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否定文艺除接受政治影响之外，还接受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否定了除政治作用于文艺之外，文艺也反作用政治，总之，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以及商业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本来是极为复杂的关系过于简单化、庸俗化，这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对于党如何领导文艺，周扬有着丰富的理论阐释。他提出：“党对文艺的领导，应当是依靠群众包括尊重专家的群众路线的领导，应当是由外行变为内行，按照文艺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的领导，而决不应当是凭个人感情和主观意志发号施令的领导。”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经验之论。
周扬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文艺批评作品，对鲁迅、郭沫若、赵树理等作家，对《女神》《雷雨》《日出》《小二黑结婚》等作品都有精彩分析。社会历史的批评是他最常用的批评方法。他认为鲁迅的小说是“为被吃者感到痛苦，对吃人的人提出火焰般似的抗议”，郭沫若的《女神》是“‘五四’精神在文学上的爆发”。他细读赵树理的作品，认为《李家庄的变迁》虽在完整性、精练性方面不如《小二黑结婚》等作品，但突出的优点在于“虽只写的一个村子的事情，但却衬托了十多年来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战期间山西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包含了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内容”。这些观点都极有见地。
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周扬早年研读过欧洲文学作品，后来又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译介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系统研究现实主义文论，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周扬文艺思想的理论来源非常丰富，有苏俄文艺思想的影响，也有日本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还有英美文论的影响和英美文学的熏陶。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苏俄文艺思想。从其译介活动看，周扬既关注当时苏联的文艺政策，对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有专门研究，也涉猎美学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尤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有极大兴趣。
值得重视的是，周扬一直着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这方面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工作任重而道远。1958年，周扬在河北的一次谈话发表时被编辑冠以《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4年后谈及此事，周扬还认为不能轻言建立体系。他又为推进这一工作设计了路线图，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是从外国来的，不是从我们的文学史、文艺理论批评史中发展起来的，要承认，我们的文化还是落后的。我们现在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回过头来总结中国的文艺遗产和‘五四’以来的文学经验，再从中得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我们的方向就是这样。”在周扬看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首先要厘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在中国现当代发展的情况。“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周扬的探索始终贯穿着执着的理论自觉，这也为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