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家诗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文学现象，不仅开拓了中国旧体诗创作革新的新方向，也是20世纪中国诗词发展的重要源流之一。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延安革命家诗词创作，不仅有助于丰富完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而且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供了重要指引和精神坐标。围绕“延安革命家诗词”的相关问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国君接受了记者采访。

　　开启新的诗词创作美学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实践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我们应如何理解“延安革命家诗词”这一重要概念？

　　程国君：延安革命家诗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现象，决定因素有许多。比如“延安革命家”这一作家身份因素，诗词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文体在现代文学发生以来遇到的争议因素等。从深层次讲，当然也包括延安革命家诗词传达的积极思想、表现的精神及其价值观，以及它与中国现代历史的联系；作为红色经典传达的思想、价值观与我们时代的关系；它的审美取向，以及如何真切地传达了我们今天心仪的“革命初心”和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何以在当下兴盛等因素。实际上，正是上述因素使“延安革命家诗词”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

　　通常意义上讲，延安革命家的诗词主要指1935—1949年间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延安革命家创作的诗词和1941年成立的“怀安诗社”诗人创作的诗词。延安革命家诗词创作的实践结集，较常见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毛泽东诗词集》《陈毅诗词选集》《董必武诗词选》《朱德诗选集》《林伯渠同志诗选》《周恩来诗选》等别集，以及《十老诗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选注》《怀安诗选》与《窑台诗话》等合集。这些用旧诗体创作的诗歌，有些在当时的《解放日报》登载过，有些则以传抄形式流传，有些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大量印行。这些诗词创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革命历史的叙事，思想及艺术水平极高，甚至独领风骚，具有鲜明的思想艺术特色。

　　历史地看，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承续晚清、五四以来一些民主革命家如柳亚子、章士钊及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诗词创作之风，但其创作取向、思想内涵、审美格调和精神境界却与后者有很大不同。究其原因，盖在其创作主体的明显差异。由于对中国革命道路有了崭新的认识，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实践已经摆脱了早期革命者诗词中的愤世嫉俗、感伤迷惘，也突破了以“个人书写”为特征的古典诗词创作褊狭。如1935年、1936年毛泽东创作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等作品，就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主义胆识、创造历史的主体精神、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更为博大的英雄气度、明朗高昂的格调和破旧立新的姿态，引领中国现代诗歌的崇高转变。这些诗词作品的高格调和大格局，显示出延安文学甚至整个现代文学的独特精神风貌。

　　延安革命家的这些诗从内在质地上说是典型的“延安颂诗”，具有独特的诗学构成逻辑。具体说来，这些“延安颂诗”从其内在特征看可分为三类：“胜迹观赏”类、“陕北风习”和“边区政教”类、延安革命家抒怀类。第一类是借景（叙事）抒情，表达延安革命家对于时局的感叹忧思，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念；第二类书写延安新景象，颂扬延安政教文化的新变化，以颂歌为基调；第三类书写延安领袖们的伟大人格和革命精神，颂扬延安革命家创建新历史的伟大功绩，慷慨悲壮，鼓舞人心。比如抒怀类作品，就是延安革命家诗词创作的主体，也是延安革命家“革命初心”的表达，其叙事在内容上基本以颂扬延安革命家英雄事迹为主，延安革命家在延安开创新历史的历史功绩、英雄主义的伟大胸怀、浪漫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积极进取的革命立场在这类诗作里得到充分表现。“延安颂诗”词气畅达，诗风明朗，意气洋洋，总体上已经显示出解放区及延安文学新生、欢乐的喜庆氛围，展现出延安文学诗学的全新面貌，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抒情诗创作开启了新的美学之路。因为从政治抒情诗发展而言，如果与早期“左联”烈士的批判性诗作比较，延安革命家的“延安颂诗”则显然以歌颂为基调。这种“颂诗”基调与当代文学政治抒情诗大家贺敬之、李瑛和李季等人的诗歌创作形成同构关系，并对后者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成为延安文学连续性发展的重要表现。

　　现代文学中的“钢和钙”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延安革命家将诗词创作实践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展现了深厚的家国情怀。您将早期的“延安颂诗”视为抗战文学乃至现代文学中的“钢和钙”，为什么？

　　程国君：这其中实际上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认为延安革命家诗词具有史诗品格。如果把延安革命家的诗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些诗作以延安为中心情节或视点，完整地呈现了一代革命英雄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史诗品格相当明显：延安之为“圣地”及其“圣地”精神，延安革命家诗词保家卫国、解放人民、反对独裁、建立人民民主社会的题材选择，使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具有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具备了史诗文学形式的品格。比如仿杜甫《北征行》的吴玉章《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朱德《游南泥湾》及李木庵《秧歌舞吟》等古体长诗，是最具史诗品格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里，延安革命家关于军民垦荒的现代历史性独创、延安人文风习的千年巨变、抗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实践、英雄主人公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等史诗基本元素已经全部具备。最能显示出这种史诗品格的代表性作品，还是以“延安十老”为主的革命家诗词创作合集《窑台诗话》。这部“以事系诗”的“诗话”“叙事”，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延安革命十多年的编年史。它与这部诗集所收录的450首诗的叙事相加，相互印证，构成了一部体格巨大的史诗。从结构上看，这一特征更为明显：“解题”是这首史诗的序诗，而“解题”之后的13章，如“边区政教”“陕北风习”“窑台酬唱”“胜迹观赏”“寿诗”“挽章”“人物轶文”“烈士、志士诗”“述旧杂忆”等，则构成其完整乐章。所以，单独视之，《窑台诗话》多为延安老革命家革命斗争、革命情怀的书写；整体观之，则可看作是一部以延安革命为中心情节的延安革命史大合唱。它是延安革命家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慷慨悲歌，是现代诗中的黄钟大吕、铙钹之声，是极具史诗意识的现代史诗。

　　二是认为延安革命家诗词宣扬了现代意义上的崇高革命观念。对于延安革命家来说，他们所持的革命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观。如“投身革命将何事，老者安兮少者怀”（叶剑英语），“安怀老少吾侪志，第一齐心在御仇”（朱德语），“窃恐民气摧残冬，愿把身躯易自由”（续范亭语），“柔肠长系苍生愿，奇气直教世俗惊”（李木庵语），“好恶从民孔氏经”（郭沫若语）等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观的精准表达。这种“老安少怀”的革命观所包含的“御仇”“苍生愿”“易自由”以及“好恶从民”的思想，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情怀高度一致。因为这种革命观不仅是共产党人、工农红军和无产阶级的浪漫想象，而且是同情弱小、救济苍生的伟大宏愿和高远理想，以其鲜明的人民性立场在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永恒价值。

　　三是延安革命家诗词具有的崇高美学品格。首先，这些诗作书写一代革命家革命斗争的活动及其体验，反映重大社会历史事件，满腔热情讴歌工农兵及其英雄形象，预言革命的美好前景，具有崇高的理想色彩。其次，这些作品充满政治激情，表现出革命家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具有浓郁的抒情氛围。最后，这类诗词语言文字质朴清新，表现手法单纯直接，展现出粗犷、激越、崇高的格调风范。如林伯渠的《答横槊将军》展现一代革命家走上井冈山道路、横槊阵前、英勇杀敌、文武双全、赋诗抒怀、豪迈豁达的英雄品格，诗风清新而明朗。朱德的《寄语蜀中父老》书写一代革命家带领将士英勇抗日的革命英雄经历，以质朴语言表现出抗日将士浴血奋斗的画面，尽显将士英勇英雄品格。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以对北国壮丽江山的描述和历史人物的品评，表现出一代风流人物创造新历史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把延安英雄颂歌的抒情传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延安革命家诗词的这种崇高美学风范，在现代文学整体格局中极为突出，是中国现代文学由古典优美向现代崇高转型的真正代表作，是一代代延安革命家为民族独立、人类解放宏大历史事业奋斗献身的心声及歌唱，是现代文学中的“钢和钙”，是正义之声。延安革命家诗歌是中国文学在延安这一特殊时空产生的精美篇章。

　　赓续传统 启示诗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重视文艺与人民的密切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以贯之的重要特点。如何分析延安革命家诗词创作实践中的人民性创作立场？

　　程国君：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把诗歌创作与民族解放、人民利益联系起来，以诗作宣传抗战和新边区建设。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原则，从人民性立场出发，开启诗词革新的创作实践。三是用人民熟悉的传统诗词艺术形式来创作，将地方歌谣和古典诗、词、曲及各种民间曲调形式作为改良古体诗词的有效元素。延安革命家诗人认识到“国风雅颂亦民谣”，因此“竞相试笔新体诗”成为延安革命家诗词创作的共识。这些“入民间又出民间，辞到真时令自娴”的诗作，“俗白可懂”“自然传神”“齐整中不失自然”“自然中不失整齐”，代表了延安革命家认可的现代中国旧体诗创作革新的新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延安革命家的“旧体诗词”在用字、意象、意境方面无一不透露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气象，理应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形态之一。这为重解现代文学与古典传统间之赓续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您如何看待延安革命家诗词的现代文学史意义？

　　程国君：延安革命家诗词创作主动而巧妙地将旧体诗词与革命事业、共产主义理想等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为旧诗词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新的材料，扩大了旧诗词的表现内容，开拓了旧体诗新的表现领域和空间。

　　从文学史发展角度来说，毛泽东等延安革命家创作的大量诗词及其革新实践，具有重要文学史及诗史意义。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不仅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现代文学与古典传统赓续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第一，怀安诗社的旧诗词形式创作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流派，传承了中华民族精美艺术的优良传统。延安革命家作为现代诗词创作的主力军，上承柳亚子等“南社”诗词创作，下启20世纪末诗词创作之风，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引渡之功，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和诗史价值。第二，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实践，彰显了延安文学作为革命文学、战争文学及红色经典的基本特性，凸显了延安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史有机组成的独特意义。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勾勒延安文学，忽视延安革命文学家的旧体诗词创作及红色歌谣等红色经典的核心部分。这显然是现代文学史叙述的重大疏漏。同时，怀安诗人及其他延安革命家的旧体诗词创作是延安文学尤其是现代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延安文学中的“铙歌”。如果忽视了这部分红色经典，我们就无从全面把握延安文学特质及其现代左翼传统，也无法从延安革命文学的角度深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第三，延安革命诗人对传统诗词形式进行革新，引导了现代文学大众化、通俗化和人民性的创新方向，有力推进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在今天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延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创作，是对现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抒情传统的重要开拓：在“诗言志”理念下，把旧体诗词这种古典艺术形式转化成书写革命情怀的现代情感表现形式，有力地延展了中国抒情文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要延续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文脉，守正和创新缺一不可。延安革命家诗词创作实践直观地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再创造，为中国古典文学现代转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

　　程国君：延安革命家之所以钟情于旧诗词创作，与他们对旧体诗词这种民族形式的审美态度密切相关。因为旧体诗词形式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审美心理及其精神价值旨趣。比如诗词创作中的“律”，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金字招牌，是因为其典雅、古朴、凝练的文体特征，以及对艺术性的极高要求。遵循这样的要求，精心推敲，方能创作出精美的诗歌杰作。对于强调大众化、民族形式、中国气魄、中国精神，主张走自己道路的延安革命家来说，用旧诗词创作，就非常直观地体现了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再创造的审美态度。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毛泽东、朱德、陈毅、李木庵等延安革命家正是凭借这些丰富经验，才创作出前无古人的杰作。而李木庵等人的竹枝词、歌、曲、谣以及“问答体”之所以质量上乘，也在于他们能利用这些古典元素进行创作。又如，延安革命家诗人因发现了“音韵是天籁”“谐合于自然口音”、口音变化与诗词形式革新的审美机制和民族审美心理原理，继而用大量创作实践有力证明“旧瓶装新酒”这一创作理路的可行性，最终在人民性创作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旧体诗词创作。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往往是促进艺术发展的重要契机。近些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中国诗词再次焕发新生命力，百年诗词传统得到重新梳理研究，旧体诗词创作再度得到诗坛认可。一些海外诗刊，如《洛城诗刊》一半登载新诗，一半登载旧体诗词创作，“汉唐诗风”逐渐成为风尚。这既是关于诗歌艺术形式探索的美学回声，也是怀安诗人提供的艺术与历史经验在当下的延续。所以，80多年前延安革命家的诗词创作及其艺术形式探索，尤其是关于文字、语言、节奏、音韵、诗词文体等诸多方面革新诗词形式的努力，当是中国现代诗歌形式革新史上的重要一环，对新时代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及创作仍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