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研究对象）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人类对其认识、理解、研究的综合性、多学科性和交叉学科的性质。为我国宗教事业的健康发展计，为我国宗教学发展计，在一如既往地重视宗教人文科学研究的同时，学界还应重视和加强宗教社会科学研究。
宗教学具备综合性、多学科性特点
美国宗教学家尼尼安·斯马特（Ninian Smart）在其《世界宗教》一书“序言”中，采用一个七面相（seven-dimensional）的框架——伦理、仪式、叙事或神话、体验、制度或社会、教义与艺术等七个方面——来分析宗教。在该书“导论”中，他全面论述了“七个面相的框架”，即实践和仪式的面相（The Practical and Ritual Dimension）、体验和情感的面相（The Experienti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叙事或神话的面相（The Narrative or Mythic Dimension）、教义和哲学的面相（The Doctrinal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伦理和法律的面相（The Ethical and Legal Dimension）、社会和制度的面相（Th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物质面相（The Material Dimension）。
斯马特这一认识和理解宗教七个面相的框架，尽管没有穷尽也不可能穷尽宗教的所有面相，但至少揭示了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七个面相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组，第一至四个面相更多地阐明了宗教的超自然性（transcendence）、神圣性（sacredness）与终极性（ultimacy）；而第五至七个面相则更多地侧重从社会、政治、物质方面来看待宗教。或者可以这么概括：第一至四个面相阐明了宗教的非世俗性，第五至七个面相则强调了宗教的世俗性。
如果按照国际学术界的一般划分，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个部分，那么宗教学则既属于社会科学，又属于人文科学。宗教人文科学主要包括以下分支学科，即宗教哲学、宗教伦理学、宗教文学、宗教史学、宗教艺术学、宗教音乐学等，侧重以定性的方式展开宗教研究，基本上属于宗教基础研究，在对历史上宗教问题的研究中更有优势。宗教社会科学主要包括以下分支学科，即宗教政治学、宗教经济学、宗教法学、宗教管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教育学、宗教地理学、宗教传播学等，侧重以定量的方式展开宗教研究，基本上属于宗教应用研究，因而对于宗教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有优势。当然，这种划分只是基于各学科的性质而做出的相对区分，并不绝对。其实，有一些学科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同时又与自然科学交叉，比如宗教地理学。现代信息技术、遥感技术被大量应用于宗教地理的研究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国宗教学研究已具备一定基础
自1964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创建世界宗教研究所以来，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宗教学研究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建立了初步的宗教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宗教研究机构已形成一定规模，拥有了全国性的宗教研究学术共同体——中国宗教学会，创办了多本全国性的宗教研究专业期刊，如《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等；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宗教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系。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创立，其世界宗教研究系在全国首次招收宗教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据统计，历经40余年的发展壮大，如今全国高校已经有40多个宗教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单位，博士研究生招生单位虽然少一些，但数量也比较可观，国内研究型大学一般都设立了宗教学专业博士生招生项目。
由此，从事宗教研究的人员规模不断扩大，学术成果可观，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以中国佛教史为例，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三卷，原计划八卷）。2013年和2014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季羡林、汤一介先生主编的九卷本《中华佛教史》，其中包括《佛教史论集》（季羡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卷》（张雪松）、《隋唐五代佛教史卷》（洪修平等）、《宋元明清佛教史卷》（魏道儒）、《近代佛教史卷》（麻天祥）、《西藏佛教史卷》（王尧）、《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杨曾文）、《佛教美术卷》（金维诺）、《佛教文学卷》（孙昌武）。赖永海主编的15卷、650万字的《中国佛教通史》201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涵盖了从两汉初到1949年近2000年间中国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大系统的人物、典籍、教义、制度、仪轨、礼俗、艺术乃至三教关系、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填补了佛教通史研究的空白。
以中国佛教哲学为例，任继愈1973年出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当时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经典著作；而方立天2002年推出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脉络来解读、诠释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并采用问题解析体来展现中国佛教哲学的内容。全书通过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五篇专题论述，阐明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的论辩、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轨迹，显示其间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进程，并总结了其哲学思维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这部书全面总结了百余年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成果，把中国佛教哲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在目前我国学科体系的设置中，把宗教学视为人文科学，属于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因此全国各大高校的宗教学本科专业与研究生专业设置大多放在哲学系（学院）。与之相应，长期以来我国的宗教研究取得比较突出成绩的当属宗教哲学与宗教史这两个研究领域，其他领域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将宗教学视为人文科学从而重视宗教哲学与宗教史的研究成果，一是强调对世界宗教而不是中国宗教的研究，二是对宗教的研究往往更多是为了写好世界史、哲学史和文学史。因此，对历史上的宗教问题而非对现实宗教问题的研究常常更受重视。
宗教社会科学助力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世情、国情还是宗教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和国家对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和认识。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强调，要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出发，科学分析宗教问题，深刻认识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正确把握宗教的活动规律，这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前提。宗教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22—23日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宗教学研究取得显著成绩，无论在“正确认识宗教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客观规律，为党和国家制定宗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方面，还是在“了解世界各国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为增进国际交往、加强国际团结”而培养宗教研究人才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也应看到，我们过去强调对国外宗教的研究，强调宗教研究之于世界史、哲学史、文学史等编写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今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宗教问题既是国际问题，又是国内问题，经常是国际与国内相互交织；宗教问题既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某种意义上宗教现实问题研究更为急迫、更为重要。
而宗教问题尤其关系到政治安全和政权巩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诸多宗教现实问题，都应成为我国宗教学研究的对象。而这些宗教问题无不与“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也就是说这些宗教问题都与宗教的世俗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这些宗教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如果仅仅依靠宗教人文科学（宗教哲学、宗教史学、宗教伦理学、宗教艺术学等）是不能奏效的。
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诸多宗教现实问题倒逼宗教管理部门、宗教学界提高对宗教现象的理解与认识，即宗教现象、问题既有非世俗性（超自然性、神圣性、终极性）的一面，更有世俗性的一面；而其世俗性的一面对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国家安全、文化等会产生一定（有时是严重的、深远的）影响。与之相应，我们应发展和深化对宗教学的认识，即宗教学既是一门人文科学，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宗教人文科学侧重认识宗教现象、问题的非世俗性的一面，宗教社会科学侧重研究宗教现象、问题的世俗性的一面。宗教人文科学与宗教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只强调其中一个方面的研究，无论对我国宗教问题的认识与解决，还是对未来宗教学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把宗教学与其他10个学科都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构建新时代宗教学学科体系是宗教学者责无旁贷的光荣使命，而宗教人文科学与宗教社会科学的提出即是在这一方面的尝试，对我国未来宗教学的开拓与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