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外聘专家、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1874—1960）主持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随后提出“仰韶文化”这一命名。学术界往往将其作为中国考古学出现的标志，今年正好一百年。大体上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历史唯物论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主流社会思潮。中国考古学界运用历史唯物论进行社会历史重建和考古学理论创新，形成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也有一个探索过程。

　　五种社会形态说

　　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对欧洲社会形态演进过程的理解：“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俄国和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上述社会发展阶段的表述进行了许多探讨，其中五种社会形态的表述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1938年，斯大林做了比较完整的概括，认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页）这样的表述则带有普遍意义，具有进化论色彩。

　　中国学术界对古史分期的讨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研究成果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考古学界也积极参与了五种社会形态的讨论，取得了很多成果。

　　柴尔德的“革命”说

　　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1892—1957）有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之称，他采用“文化区”概念，建构不同区域的文化序列，关注文化的区域性和特殊性。1936年，他提出，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状况、社会生产力和科学的应用。考古学家所研究的史前人类的工具演变，与生产力、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演变是密切相关的。考古学的成果被详细记载，形成文献，成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基础。实际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本质的变革。促成这种变革的主要因素，正是唯物史观在理论上阐明的那些因素。这种变革堪称史前史上的产业革命。他主要从文化在技术层面的变迁入手，以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和知识革命为线索，进行社会历史重建。（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夏鼐提出，商代殷墟文化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并且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上述三个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雕刻、驾马的车子、刻纹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中国文明各时代都有变化，每个时代各具有一定的特点，但仍维持中国文明共同的特点。他认为，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是“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夏鼐在这里的理论取向，就是柴尔德理解的历史唯物论。

　　构建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

　　1985年，苏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这样的辽西地区文明起源三历程。“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者应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理解。（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这个表述是对当时的考古资料和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把社会组织的变迁作为社会历史重建的落脚点，体现了历史唯物论的本意，即经济基础的变更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是将历史唯物论成功运用到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标志性成果。

　　1993年，苏秉琦又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国史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同文明起源问题实质相似）。中国国家问题有两个要点：发展阶段的三部曲为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的三类型为原生型、次生型与续生型。（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不难看出，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三部曲与三类型，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希腊、罗马、德意志三阶段以及雅典、罗马、德意志三模式之间具有承继关系，是中国学者“写续篇”的再次努力。

　　苏秉琦的这些成果，提供了构建中国社会历史的成功范例。正是在正确理解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在大量前期考古科研实践的基础上，他逐步提出了区系论和谱系论等，开始了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形成中国特色的考古学

　　此后，中国考古学界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开展田野考古的探索，取得了重要发现，丰富了不同时期的考古资料，不断深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通过总结社会历史的阶段性，考古学界完善了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认识，推进了考古学的发展，比较彻底地跳出了教条主义的泥沼，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不同学术观点百花齐放，学科呈现出勃勃生机。

　　苏秉琦说：“我曾经思考……怎么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学科结合起来？对问题的认识最终明确起来，是1975年听到胡绳同志在我们院部的一个报告之后。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的中国学派（包括各个学科）的问题。从那时起，我对我国考古学发展的方向问题认识明确了，也具体化了。就是说，我们应该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苏秉琦：《燕山南北地区考古——1983年7月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文物》1983年第12期）

　　坚持历史唯物论，就是强调从考古实践、考古发现、考古材料出发，建构不同地区具体的文化历史过程；秉持实事求是的实证传统，强调“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不断进行科研创新和理论创新。“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苏秉琦语）。与这样的学术使命相关联，我们要加强考古学文化、文化区系和文化谱系研究，揭示中国文明及区域文化的特色，以阐释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独特道路。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