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七老八十的年纪，一生曾经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如过眼烟云，无可挽回地在慢慢淡漠，在远逝。不过，人的情愫仿佛也与世事一样，同样也是此起而彼伏，有些长年深潜在生命中的原初记忆与体验，反而会随年齿渐长情不自禁地在脑海里时时浮现。其中，既动心弦又动容却羞于启齿的，是自己小时候对母体的深深依恋。

　　我的姐姐年长我11岁。稍懂事后，我曾心生疑惑：自己和姐姐为何年龄相差这么大？后来才知道，在生姐姐和生我之间，母亲也曾身怀六甲。可惜在足月生育前，突然肚痛不止。当时，父母在东北被“伪满”占据的林海铁路小站上谋生，穷乡僻壤医药缺乏。情急之下，无奈听取别人的建议，决定吞食少量鸦片“烟土”止痛。谁知竟然导致母亲腹中的胎儿流产，据说还是一对双胞胎男婴。这次创深痛巨的经历对母亲的身体和精神的打击几乎致命。幸亏她多年后体力得以康复，才又生下了我。

　　我这个男孩应该是全家久盼的，也足以抚慰母亲的身体和心理创伤，给家人带来的欢乐不言而喻。第二年，母亲又为我生了一个弟弟。我和弟弟年龄相近如同双胞胎，似乎成为母亲前一次大流产的补偿，一时在亲属中传为“奇谈”。后来我们长大，每当回忆此事时，父母总是无意间流露出自豪的神情，颇为称心如意。

　　然而，在那个年代抚育一对近乎双胞胎的男孩子长大，含辛茹苦可想而知。幸亏我们有一个十多岁的姐姐，作为母亲喂养、拉扯两兄弟的帮手，可以分担劳累。听说，我由母乳哺育一年，弟弟出生后，母亲的奶水首先要喂饱弟弟，我便主要靠那铁路小站被称为“高丽街”上的一位朝鲜族奶妈的奶水长大。

　　那两年，十岁出头的姐姐每天两三次背着我，要从家里走很长的路，送我去喂奶。姐姐后来对我说，她经常向母亲抱怨我太重，背不动，但总会遭到母亲的呵斥。我一饿就会号啕大哭，全然不体谅姐姐的辛苦。据说有一次，姐姐背我去奶妈家，奶妈却不在。姐姐想背我回家，而我没吃到奶不死心，在她背上又哭又闹，最后竟头朝下摔到了地上，头碰到石头，鲜血直流。至今，我头顶上还留有一处骨头塌陷的伤痕，成为终生的标记。

　　这次摔伤的经历是长大后听姐姐说的，当时我并无记忆。当我初有记忆时，记得自己和弟弟分别躺在母亲的两侧睡觉，而我的另一边是姐姐。因为小时候家里生活拮据，无论在东北还是后来回到故乡山东，全家人长年大都同床共眠在一个大土炕上。现在想来，那恐怕并非只是因为没有与子女分床睡觉的住房条件，似乎父母也很情愿与小时的我们有切肤之亲。父母是农民出身，那时共寝还不习惯像城里人一样穿睡衣或是内衣，经常赤身露体，似乎和我们耳鬓厮磨乃天经地义。

　　小时候，我触摸着母亲的肌肤，觉得是那么洁白，那么柔细而清香，偎依在她身边是最惬意、幸福的感受。而随着年岁渐长，自己也一点点地发觉，母亲先是原本丰满的乳房在日益收缩与干瘪，后来连胳膊和肢体上的肌肉也消瘦下去。这实际上意味着她的乳汁、血肉，都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喂养了我们。如同母亲常说的那样：“儿女都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

　　母亲年轻时是裹了脚的，儿时的我们对母亲的小脚很是好奇。母亲说，自己的脚和同辈女人比不算太小，因为她的母亲担心有人尤其是婆家嘲笑女儿的脚大，可又心痛女儿的脚裹得小太受罪，也就“随大流”折中裹成了“半大”脚。我曾不厌其烦地抚摸过母亲的小脚：脚形似圆锥，锥尖是大脚趾，其他四个脚趾并排，被不同程度地扭压在脚掌下。特别是小脚趾，因为长年挤压在脚掌最下面，已经变成了扁平状。我不止一次把那被压扁的小脚趾轻轻从脚掌底掰开，想看个究竟，同时问母亲“疼么”？她总是若无其事地答道：“不疼。”

　　我对母亲经常轻描淡写的“不疼”答话，始终难以相信。母亲年轻时在家里、地里终日小步不停地“彳亍”忙碌，倒也看不出有什么大碍。可一到出远门走长路，不用她说，大家都觉得实属勉为其难。不难想象，迫于病态、残酷的封建社会习气，硬要将自然发育的天足裹成畸形，母亲同那个时代的女孩儿曾经历过何等的骨肉与精神痛苦？记得有一次，我追索细问起当初裹脚的经过与感受，母亲不太情愿地回忆道：“在炕上裹了包脚布，疼得不敢下地啊！总是被妈妈赶着走……”听着母亲回顾那痛苦的记忆，自己也情不自禁地与母亲一样眼含泪花，暗下决心以后不再追问了。

　　母亲晚年身患不治之症，最终还是离我们远去了。回故乡办完母亲的丧事，在回京的飞驰列车上，呆望着车窗外流逝而过的大地、河川与山丘，我忽然觉得那仿佛都是母亲的肌肤、肢体的变形遗留。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不也和母亲一样曾历经沧桑、遍遭苦难么？可她毕竟是自己生命、健康、思想的本源。

　　自己一生中也游历过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有的富裕，有的贫瘠，有的风光，有的暗淡……然而，如同曾经深深依恋、至今仍念念难忘的母亲的身体一样，只有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那样，踏着脚下的大地，才会觉得真正心安理得、如愿以偿。或许不用再讲什么大道理，这是一种先天的命中注定，也包含一种后天感恩戴德的报答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