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以农而立其根基，因农而成其久远。在农耕文明的演进历程中，耕读相协的文化孕育了众多农学家，他们不断总结生产经验，汲取先民智慧，传承行知思想，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农家类书。王毓瑚编著的《中国农学书录》（1964）收录古代农书509种。张芳、王思明编写的《中国农业古籍目录》（2002）正编部分收录我国农业古籍存目多达2084种，这其中包括各类校注性、解释性和汇编性农书，体现出历代农学“信而好古”的学术传承性。农学典籍积淀了精深的农学思想，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世界农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农学典籍对指导古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促进古代农耕文明发展功不可没。李根蟠认为，“在人类本性和外部环境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古代的经验和思考成果往往具有超时空的价值和启迪意义”。作为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宝贵遗产，中国农学典籍的价值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被湮没，反而历久弥新，书中记载的许多农业技术和哲学思想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其科学性、思想性、审美性和学术性焕发出新的生机。

　　“要在安民”的农本思想

　　民之大事在农。“农本”思想贯穿中华文明的始终，构成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农业社会的基本底色。《吕氏春秋·上农》开篇言道：“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即致力于农业发展是统治者教化万民的先决条件。“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乃先秦时期农本思想的突出体现，也是后世农学思想的主线。贾思勰《齐民要术》序中有言：“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义；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此序开宗明义，强调农业乃富国强国之根本以及劝课农桑之要义。

　　在儒家思想“学而优则仕”为主导的古代社会，大量官修和私修农书的问世，正是自上而下重农意识的体现。如明代才子王象晋在仕途正盛之时隐居乡里，“旦夕从事于农圃”，后遍游天下十余年，著成40多万言的农学专著《群芳谱》，折射出古代中国耕读相协的文化样式。明太祖第五子朱橚所著《救荒本草》，以救荒活民为宗旨，是“民本”思想的重要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历代农书所贯穿的“要在安民”的农本思想与习近平“三农”思想高度契合，映射出农学典籍的新时代价值。

　　《吕氏春秋·审时》中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即把农业生产看作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氾胜之书》的“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齐民要术·种谷》的“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无不渗透着对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朴素认知，体现出古代先民在长期农业实践中，所形成的整体观和生态观。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与自然的“和合”是中国哲学永恒的主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论断，就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蕴含于农学典籍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

　　诗画农家的审美意趣

　　南宋楼璹的《耕织图》绘制了一整套江南农耕与蚕织的图谱，以诗画的形式歌颂农家劳作。后世皆以楼璹之作为初本，创作出不同版本的《耕织图》，以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图》最负盛名。《耕织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应时代的绘画水平和农事诗歌的创作风格，兼具农学知识性及文学、艺术和审美价值。据日本的渡部武考证，《耕织图》于15世纪末传入日本，但并未用于指导农业生产，而是作为山水画被广泛用于屏风、隔扇和拉门上。这正是其艺术审美价值的充分体现。

　　“诗三百”，思无邪。农事诗在《诗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展现了周代的农业生产景况，也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力。后世知识分子多以耕读传家、知行合一为价值取向，因而，农书修撰者皆为饱读诗书之士，所著作品以其文学性、艺术性见长。如唐代陆羽《茶经》的语言表达如诗如画，文采斐然，体现了他的人格追求与审美情趣，使人获得物我一体、主客合一的审美体验，实现心灵上的净化与升华。

　　北宋曾安止开农书附诗先河。苏轼曾评价其《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高度肯定曾书的文学审美价值。后世农学典籍也多附农事诗，《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为每种农具谱诗一首，既有普及农具知识之用，又兼诗性的审美价值，体现了古人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高度统一。

　　根脉相承的学术价值

　　宋人郑樵有言：“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中国历代农书根脉相承，构建了系统完善的古代农学体系，是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农业技术、生活习俗等的重要文献，也是寻绎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基因的重要源泉，兼具学术史价值。此外，古代农学家著书时，多摘录前人成说，赋予农书典型的互文性特征，使其成为农书辑佚的重要参照。如《氾胜之书》，在《齐民要术》等书中多有征引，使其亡佚后又历经钩沉再度成书，彰显出农学典籍的文献学价值。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农学典籍为世界农学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也拓展了国际汉学的研究领域。英国社会学家白馥兰在完成《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农业卷编写后，依据中国农书对古代中国的制度、技术、性别等各种社会因素展开研究。在《跨文化中国农学》中，分析了中国的农业科学及农业文献的性质与特征，涉及的农书有《耕织图》《补农书》《沈氏农书》《陈旉农书》《农桑经》《韩氏直说》《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

　　近年来，从农学之外的诸多视角对古代农书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如古代农书语言学研究、专类文献文化研究、乡村社会史研究、翻译传播研究等不胜枚举，使古代农书研究视域不断开拓，也赋予其更广泛的当代学术价值。

　　契合当下的科学意义

　　中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经过细致观察，发现了节气更替、气象变迁、土力更迭、作物生长等诸多周期性变化规律，探索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轮耕、轮作、积肥、堆肥等农业运作方式，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朴素认知。中国农学典籍既守正旧学，又因时求新，积累了丰富经验，记载的许多农业经营与技术手段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如《王祯农书》中论述的农林牧副渔系统经营，《沈氏农书》和《补农书》记载的明清时期在太湖地区推行的“农牧桑蚕鱼系统”。这些农业系统观念和技术至今依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对提高农村水土效用、维护农业生态平衡、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1世纪初，尼日利亚引进中国“稻鱼共生系统”的稻田养鱼技术，实现了稻米和罗非鱼的产量翻番，不仅减少了农村贫困，也让当地民众获得了充足的食物供给。如今，中国的稻田养鱼技术已推广到东南亚、南亚、欧洲、美洲以及非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源自古代农业的中国智慧，为全球生态农业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成为新时代农学典籍科学价值的有力诠释。

　　中国古代农书具有科学性与思想性相映照，艺术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特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模因。深入发掘古农书的新时代意义，既可以为其自身固本求新注入活力，又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随着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农学典籍里的经验和思想可以“穿越时空”，为全球农业发展、环境治理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13BYY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