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正在西南联大就读的21岁的汪曾祺一口气在《大公报》《贵州日报》等几家报纸上发表了11首总计513行的新诗。其中，不乏《消息》《封泥》《文明街》等百行上下的长诗，不乏《落叶松》这样的十四行诗，更不乏《自画像》《昆明小街景》《小茶馆》等意象俱佳的力作，诗体、诗风、诗质的尝试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这是汪曾祺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第二年，也是他个人新诗创作的“井喷”时间——单年发表新诗数量达到峰值。在他所有的新诗创作中，这一年的艺术质量也达到峰值。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以后汪曾祺不以诗名，但早期成功的诗歌写作经验，注定将诗意书写深刻地投影在他一生的文学历程中。

　　汪曾祺的语言或者说语言背后的感受力、想象力常常出人意料。“当你的眼睛如金甲虫/飞落在酿成的夜的香花上。”（《蒲桃》）眼神成为扑闪着翅膀的飞虫，一下子就多了鲜活灵动的气质。“这里是一个定期风暴的/根据与发源，像一个/苍白的酒徒又被/春酒灌溉了神经。”（《文明街》）有了这样精致的譬喻，一条街道、一座城市的驳杂与喧闹，立时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你看我如叙述一篇论文，/删去一般不必要的符号，/告诉你，我老了……/如江南轻轻的有了秋天。”（《消息》）少年人的特别心事里，也包括臆想中老去的清愁，它会如同秋天平静地到来。“收旧货的叫唤/推开太史府深掩的门/那面椭圆的镜子/多像老祖母的眼睛/泡湿了的木柴/嘲笑着老挑夫的肩膀。”（《昆明小街景》）叫唤声推开了历史深处的大门，木柴嘲笑着生活的肩膀，物象人格化的表达，见证了岁月的更迭；炼字炼意的努力折射出作者细致的观察和有历史纵深感的思虑。

　　汪曾祺的诗歌对意象的选用也独具特色。《自画像》一诗中描画头发是绿色带着鹅黄，如同在故乡溪水中摇曳的水草，也许还有白发随水流至天涯；修眉浅红如花朵，盛放时藉着馨香戴在身上，残败后也可以被随意抛去；嘴唇是淡淡的天青……“我抹遍所有的颜色，/织成了孩子的窗帘。”诗人愿用斑斓的颜色彩绘自己，显露出对自然直白的亲近之意，其中自有一种童真，一种清雅，一种感伤，一种困惑。

　　《小茶馆》中有“掌柜的点头的姿势/是一本厚流水账簿”的比拟。流水账簿是掌柜日常接触的物件，这是与他的身份、职业最相匹配的形神兼似的连接。“磁质的月光/揺落窗外盛开的/玫瑰深黑的瓣子，你的心/是空了旅客的海船。”（《有血的被单》）质感冷硬的月光，将生机勃勃的玫瑰花瓣摇落，显出颓败之势。人的心也在病痛的摧折之下，成为“空了旅客的海船”，失去了丰盈与欢喜，诗中满是对病中亲友深深的关切与挂念。

　　《封泥》是一首“童话的解说”，或许是作者对于童话的理解和阐释，或许是他自己创作的一篇童话。“溶静静满园空间与时间，/把幻想压成一叠水成岩，/让它作不伤舟客的暗礁”，具象与抽象在诗句中嵌合，虚实相接。水成岩是经过搬运、沉积、成岩作用形成的沉积岩，保留了许多历史信息。将幻想比作水成岩，暗合了岩石经过挤压的形成过程，当幻想沉积下来，成为水面之下不会阻碍舟客前行的礁石，但却成为了永远留存的纪念。“让虚掩的门仍旧/虚掩着，陌生的/孩子不会来的，/他们从未见过/一座不锁门的园子。”这让人不由得想到王尔德的童话《巨人的花园》。巨人赶走了在花园里玩耍的孩子们，花园变得荒芜，充满了冰霜。孩子们从墙上的小洞钻进了园子，也带来了春天。汪曾祺同童话里的巨人一样，最终领悟了爱和希望，也理解了春天与生命。

　　汪曾祺这些诗作的主题是多样化的，既有年轻人顾影低吟的私语，又有对亲友的无边关切；既有对周遭环境的体察与审视，又有对人生与世界的关注与焦虑。“年轻人有年老人/卡在网孔上的咳嗽，/如鱼，跃起，又落到/印花布上看淡了的/油污。”（《有血的被单》）咳嗽像是头部卡在网眼的鱼，拼命跃起又无力落下，表现出病中人被咳嗽撕扯的痛苦。“说真的，我真爱靴刀儿划起的冰花儿，/小粉蝶儿，纱头巾，/飞，飞，/喝，看天染蓝了我的眼睛。”（《昆明的春天》）“题记”中说这是“不必朗诵的诗，给来自故都的人们”。汪曾祺笔下是眼前景，说的却是心中事，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他乡游子对故园的惦念。“建设着破坏，/荒唐的统计数表/不断的产生/未立名称的职业。”（《文明街》）诗人觉得“失望”是人们手中“轻微的本钱”，他注目于时代新的混乱，忧虑着被灯光所遮蔽的阴影。

　　象征、嫁接、夸张、变形……汪曾祺诗歌里总能见到这些现代派手法。在《关于现阶段的文学——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中，汪曾祺提到40年代诗名甚著的九叶诗人：“我和写《九叶集》的好些人比较熟，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能不能把外国的东西变变样，把它中国化了……现代派也要中国化。这是我的看法，我说可以吸收一些东西，吸收一些表现方法。”

　　他本人与九叶诗人在修辞、意象、时代关切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呼应。比如，“而古老的铺子/（满饰着残象的）/古老得更新奇了”（《文明街》），这种时空意识，与九叶诗人陈敬容《逻辑病者的春天》中，“终是古老又古老，这世界/却仿佛永远新鲜；/把老祖母的箱笼翻出来，/可以开一家漂亮的时装店”，对人生及世界的思辨性认知何其相似。

　　同时，汪曾祺与九叶诗人又有所分别，如“吾神驾云去也……/乘风归去”（《昆明小街景》）的飘逸，“看亡国绿树鹧鸪天”（《被诬害者》）的痛心，“采参的眼中颜色/真像一座秋山”（《小茶馆》）的陶醉，都不乏古典的风情与韵致。中国化的遣词用语、中国化的意象呈现、中国化的心境意绪，一直都是他的坚持和追求。

　　汪曾祺在《消息》的“后记”中写道：“这是从日记里，从偶然留下的信札里，从读书时的眉批里，从一些没有名字的字片里集起来的破碎的句子，算是一个平凡人的文献，给一些常常问我为甚么不修剪头发的人，并谢谢他们。”但他的诗歌创作并不是空无所依，而是得益于对经验的点滴积累，对生活的细腻感知。平淡中蕴深情，细节中藏生动。细致的观察、深入的思考以及丰富的联想能力，赋予了汪曾祺诗歌生动的画面感，在虚实之间，他的所思所感得到了具体深刻的呈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1941年发表的小说中，高超的诗化表达也同样并不鲜见。“车棚到这个时候也应该让流浪的西北风来寄寓了……在黄昏淡烟给人的眼睛以遐想的神力的时候，你要不以为那是一个藏着诸多故事的墼楼才怪！”（《寒夜》）“脚下是路。路的定义必须借脚来说明……辅助着说明路的是树，若是没有人，你可以从树来认明。两排有着怪癖的阔叶杨树笑着。”（《匹夫》）“下午渐渐淡没了。如一杯冲过太多次的茶，即使叶子是极好的。云自东方来，自西方来，南方来，北方来，云自四方来。云要向四方散去。”（《待车》）这些不单纯是一些诗意的词句，也是诗意的思考方式，更是诗意的处世态度。

　　汪曾祺稍后的文论中也可见诗性的闪光。他24岁时曾帮同学写过一篇文章《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当时闻一多看完之后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文章里有这样的表述：“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李长吉（李贺）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这样的文论同时也是一篇感受新异、文采斐然的艺术作品。

　　1941年，对于汪曾祺而言，是一条射线的端点。他创作的起始处，正是诗意的起始处，而诗歌的无限光芒也照亮了他一生的文学句读。这些诗化表达的奠基之作，标定了他日后的文学底色，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增加了诗化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