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一生修史 孜孜以求
2019年10月11日 08: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11日第1791期 作者:本报记者 潘玥斐 魏颖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是清史学科开创者之一。1948年至今,戴逸已在历史研究这片沃土上耕耘了70余年。他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是中国当代少有的贯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研究大家。

  认真研读马列经典著作

  194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戴逸离开北京大学,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后来,他被分配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正式走上历史专业研究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大学搬到北京,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此后一直在这里工作。

  初学革命史,戴逸被革命斗争宏伟壮丽的场景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那时全国刚刚解放,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他也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经典著作。此后,他一直保持着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习惯,从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

  年轻时的戴逸精力旺盛、不知疲倦。在学习了中国革命史后,他用两年时间写成了《中国抗战史演义》一书。当时戴逸只有25岁,这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人缺乏革命史知识,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甚了解。这本书起到了普及知识的作用。“当年,废寝忘食地阅读史料,用心构思,伏案写作,推敲文字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戴逸回忆说。

  1952年,由于中国人民大学缺少中国近代史教师,戴逸转而研究中国近代史。那时的中国史学界重视古代史研究,知名专家学者群集于先秦史研究领域。秦汉以后的历史,研究者已少。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研究者更少。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书籍,寥寥无几,资料也十分缺乏。对于当时只有26岁的戴逸来说,备课、教学都面临很多困难。面对艰巨的任务,他格外努力,认真备课,夜以继日地阅读史料,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分析思考问题,在近代史领域摸索前进。

  几年的教学实践使他对中国近代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和一些新观点,产生了编写一本中国近代史的想法。1956年,戴逸开始写作《中国近代史稿》,两年时间里写了近40万字。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

  积极投身《清史》编纂工作

  清史是戴逸毕生研究的专业领域。他前半生研究的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的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上下三百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研读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戴逸感慨到。

  20世纪60年代,国家开始筹备修纂《清史》的消息震动中国史学界,但后来编纂工作却无疾而终。40年后,《清史》编纂的重任落在戴逸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身上。

  《清史》编纂工作于2004年正式启动。回忆整个编纂过程,戴逸满怀深情地讲到,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涵盖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涉及众多学者,如何做好整合协调工作是一个难题。编纂项目组面对诸多困难,但始终秉承认真严谨的态度,做好顶层规划,深入研究,精心写作。经历三次审改,编纂项目组最终整合全书,圆满完成任务。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党和国家一直很重视历史研究。从全世界范围看,中国人最重视历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戴逸表示。

  展望中国未来的历史研究,戴逸表示,中国的历史研究者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当前,我们对于自己国家历史的研究比较充分,但是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历史的研究还不足。当今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应当迅速开展世界史研究。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年近百岁的戴逸表达了对祖国的祝福。“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确实是惊人的,我亲身体会到我们国家取得当前的发展成果是多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爱护我们国家取得的胜利果实。希望祖国未来更加繁荣昌盛!”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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