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健康、气候、能源等问题频繁出现，科学发现与日常生活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各国民众通过新闻媒体或者其他途径可以更加直观、便捷地了解与自己相关的科学发现，同时也可更直接地发表自己对科学发现的见解。在这种环境下，新闻媒体改变了在公共空间传播科研发现的一贯做法。与此同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者也将传播正确的科学新闻视为己任。围绕科学家如何积极履行科学传播义务、弘扬科学精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等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外国学者。

　　科学家帮助媒体进行科学传播

　　预印本（Preprint）指的是科研人员出于同行交流目的，在互联网上自愿发表尚未经过同行评审、尚未出版的科研著作。疫情期间，学术界和媒体增加了对预印本的转载和报道。路易莎·马萨拉尼（Luisa Massarani）是巴西国家科学技术公共传播研究所的一名科学传播者。2021年，马萨拉尼等人调查了来自欧洲地区、北美地区、拉美地区、亚太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和南非地区的633名科学记者针对疫情的报道。研究显示，67%的美国和加拿大记者以及69%的欧洲和俄罗斯记者在疫情期间相继报道了预印本。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学术交流实验室研究人员爱丽丝·弗利兰克 （Alice Fleerackers）表示，越来越多的记者在疫情期间将预印本视为更容易获得的新颖科研成果来源。预印本让记者绕过冗长的同行评审，及时传播最新的科学发现，缓解民众对危机的紧迫感。然而，如果记者解析预印本的角度偏离了科学家的研究初衷，不仅会误传科研信息，还将引发严重的公共后果。

　　为了探索疫情如何改变记者搜索、验证和传播科研预印本的方式，以及科学家如何履行传播科学的新责任，弗利兰克等人在2021年3月对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19名报道卫生和科学新闻的记者进行了访谈。弗利兰克发现，大多数记者缺乏验证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的专业知识。不同媒体机构核实、澄清和传播预印本的方法和标准迥异。诚然，一些记者努力践行科学新闻出版的信息核实标准，例如邀请第三方科学家客观评判预印本研究。但是，许多记者为了满足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交稿期限，大大缩减了核实科研成果的步骤。弗利兰克认为，一些记者混淆了预印本和正式研究的定义，更不用说刻意在上下文中提示读者这二者的区别了。

　　疫情期间，公众对准确、直接与政策息息相关的科学信息的需求，让更多科学家意识到亲自参与科研报道的重要意义。弗利兰克发现，受访记者希望科研人员扮演教育者或解释者的角色，允许记者跟踪采访。然而，科研人员对科研报道的贡献，不仅仅是添加上下文或者通过充当“信息源”使得研究合法化这么简单。弗利兰克观察认为，科学家和记者之间的新合作模式更像是一种以服务大众为共同目标的伙伴关系。这项工作要求科学家了解记者的交稿期限；利用学术背景帮助记者核实他们的科学报道；在研究方法、发现等方面避免使用行话或者炒作。此外，科研人员还应充分考虑到研究的社会影响，尤其是与公众需求的关系。

　　弗利兰克谈道，面对西方媒体生态系统的政治化和碎片化等问题，来自不同文化和地区的学者需要团结起来，从而准确地传播更有价值的科学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都依赖于此。因此，弗利兰克呼吁，科学家应该欣然帮助媒体传播正确的科学信息，与记者共同设立预印本的报道风格和规范，开辟更多跨行业合作，在加强全民科学普及的同时，降低预印本报道的相关风险。

　　更新全民科学素质测量指标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员雅埃拉·哥伦比克（Yaela N. Golumbic）提出，非科学家群体在日常交流和在互联网发言时，经常无法透彻地、正确地理解科学概念。2017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教授普丽蒂·沙阿（Priti Shah）等人发现，除了掌握客观的科学依据，个人信念、期望和情绪也影响着公众在生活中关于卫生、营养和疫苗接种等问题的决定。因此，从公众的角度思考人们如何接触科学概念和应用科学信息十分重要。

　　西方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了“科学素养”这一概念，其特指在日常生活和公民问题等情景下，个人实现科学参与所具备的性情和知识。但以往的科学素养调查侧重于评估大众的科学知识储备和对科学议题的观点，忽略了测量大众对科学信息的理解和使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系教授巴鲁赫·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凯特琳·德拉蒙德（Caitlin Drummond）认为，“科学推理”能力是每一个人理解科学方法、评估科研质量的前提，是科学素养全民调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7年，菲施霍夫等人通过自创的科学推理量表，检测了一个人在面对具有争议的问题时是否持有与科学共识一致的信念，以及个人分析科学信息的能力。

　　2022年，哥伦比克基于菲施霍夫等人的成果，开发了测量日常生活背景下个人所具有的科学推理能力量表。该量表包含了11种科学概念（单盲和双盲、因果关系、混淆变量、科学共识、建构效度、对照组、生态效度、历史、随机分配、可靠性和反应偏向）。随后，哥伦比克等人使用该量表调查了部分以色列人口的科学推理能力；实验对象需要判断涵盖以上科学概念的陈述句的对错。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的教育水平越高，日常科学推理能力就越好。哥伦比克认为，该发现与澳大利亚国家科学基金会发表的《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内容一致，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掌握更多科学知识，对科学更感兴趣，参与科学活动的可能性也更大。

　　哥伦比克还发现，受访者的科学推理能力与学术专业无关。这表明，正规的科学教育并没有显著提高个人的日常科学推理能力。哥伦比克表示，科学教育侧重于传授学生科学知识、培养科学技能，而不是强调科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教科书涵盖的科学知识往往与学生的校外经历、生活和兴趣无关，因此，学生很难在日常环境中找到运用科学知识的机会。哥伦比克还推测，受过通识教育的受访者可以运用逻辑思维等能力推断出基本的科学概念。由此可见，大众的科学推理能力似乎是通过接触学术思维而建立起来的，而不仅仅是在科学课堂上培养起来的。对此，哥伦比克表示，在生活情景中运用科学技术概念和原理不但有利于向大众传播科学事实，还能鼓励大众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发表具有科学依据的言论。

　　构建社会科学的公共传播范式

　　英国约克大学研究员安迪·巴特利特（Andy Bartlett）对记者表示，目前，社会科学专业知识在公共领域遭受了许多诋毁，导致学科的合法性受到威胁。尽管一些学者认为扭曲科学事实是所谓“后真相时代”的特点，但在巴特利特看来，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个社会学家能够在不考虑风险的情况下参与公共和政治辩论的“黄金时代”。

　　巴特利特发现，当公众讨论属于社会科学学科范畴的话题时，很少赋予学科专家作为议题的提出者和解释者的特权地位。巴特利特在采访中谈道，大部分无专业背景的英国报纸专栏作者在撰写犯罪、失业和教育等议题时很少参考社会科学专家的见解，尽管后者将其整个职业生涯都用来研究和解决这些议题。可以肯定的是，同一位专栏作家并不会在未请教专家的情况下发表有关自然科学的学科见解。巴特利特认为，这种媒体作风消解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把社会学家的专业知识等同于他人的偏见。此外，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扁平化”现象不但降低了公共辩论的质量，还限制了社会科学改善政策的能力。

　　越来越多的社科学者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公众接触到细碎的社科知识，同时引导公众从学科的角度拓展看问题的方法。但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上存在较大差异。巴特利特认为，社会科学需要发展不同的公共传播范式，培养独具一格的社会科学公共理解体系。巴特利特表示，社会科学研究涉及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主体构成了社会性，又被社会性所构成。给社会科学下定义就是要基于这种情况，即社会科学家可以通过与其成员互动来了解一个社会群体。社会科学提出的知识主张往往更直接地讨论人们应该如何组织、管理、改善社会，这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众能够，也自认为能够就社会科学范畴的问题和对象提出合理的知识主张。

　　巴特利特建议，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积极实践“负责任的边界工作”，即培养一个更适合保留群众声音的环境，同时为社会科学的公共传播开辟一个适当的空间，以挑战任何削弱专家地位或者让专业知识丧失特殊性的举动。“负责任的边界工作”并不是为了缩小社科议题的合法解释范围，而是增添社会科学家的底气。这种认识不单单是“观点”，它建立在数十年来严格的科学研究和对知识体系的专业参与上。巴特利特相信，只要每一位科学家做得足够多，“负责任的边界工作”就会成为由社会科学机构和学术共同体所掌握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