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芭芭拉·泰勒·布拉德福德（Barbara Taylor Bradford，1933— ）近日受访时表示，她担心Me Too运动有些过头，“还是有体面男人的，男人并不都是怪物，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体面男人不愿和女人独处了，他们担心自己可能被诬告”。“我很高兴这个运动发生，但我认为是时候该停止了。”

　　芭芭拉是蜚声英美文坛的著名畅销小说家，2019年是她的处女作《一个真正的女人》（A Woman of Substance，一译《红粉大亨》）问世40周年。该小说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册，被美国《出版商周刊》评为“史上第八大畅销小说”。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杰出女性爱玛·哈特的形象。她出身寒微，备受凌辱，但性格坚韧，才智过人，追求经济独立和个人尊严，终于历尽坎坷一手打造了亿万商业帝国，同时还把后辈培养成精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背景下，爱玛的创业史振奋人心，深得当时女性的推崇，甚至有媒体将该小说与《飘》相媲美，认为爱玛是另一个郝思嘉，堪称美国妇女的偶像。在此后的系列创作中，芭芭拉一直以美丽坚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作为作品主人公，如“哈特系列”中延续了爱玛精神特质的女继承人宝拉等业内领袖。而女作家本人也毫不逊色，文学成就斐然：位列美国作家名人堂，曾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的不列颠帝国勋章。

　　个人生活和创作中浓厚的男女平权观念，使芭芭拉被视为女性主义代表作家之一。应该说，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相对温和而非激进。主张女性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并不意味着否定两性和解、实现通力合作之可能——作家本人的生活就提供了一个绝佳范例：她与不久前去世的丈夫、电影人罗伯特·布拉德福德相识相伴57年来琴瑟和鸣，彼此成就，很多小说就是在其丈夫的鼎力支持下搬上银幕的。对于近两年喧声热烈的Me Too运动，她也强调，尽管哈维·韦恩斯坦这类男人的倒台令人称快，但运动仍然“有些过头”——言语间显露出呼唤理性两性关系回归的心愿。

　　如果说2017年底《时代周刊》将年度风云人物的殊荣授予女演员艾什莉·贾德、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等在运动中挺身而出的“打破沉默者”，意在对女性勇敢发声的激励和赞赏，标志着当时运动正高歌猛进——那么此后两年来，更多人士对运动的得失和走向表示了反思和担忧。如今与芭芭拉持同一观点的女性主义者不在少数。

　　正如专栏作家、新闻评论员梅拉妮·菲利普斯在《纽约时报》组织的“Me Too运动是否过头”主题辩论中所说，运动中人们将某些位高权重的男性对女性确定无疑的性别歧视甚至性犯罪行为公之于众，她并不想为这些男性抗辩；然而同时，需要注意这场运动也在总体上将男性妖魔化，并把女性整体置于受害者地位。她指出，除了那些确定无疑应该揭发的行为外，在人际交往中更为常见的是行为不当的情形，而它们能否被认定为性骚扰、性羞辱等尚存争议；在具有合谋性的两性关系中，当女性以受害者身份控诉男性时，是否有意推卸了成年人应承担的责任而将自己低幼化甚至完全抽身事外？这还是女性主义者主张的性别公平吗？另外还有一点引人深思，起源于好莱坞名利场的Me Too运动，有多少虚伪和谎言伴随着商业炒作？近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先驱、澳大利亚女作家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1939— ）虽言Me Too运动非但没有过头，甚至还未出发，但也指责其中利益缠绕，称罗丝·麦高恩在内的一些在运动中积极发声的女星们为自己策划了“价值数十亿英镑的免费宣传”。

　　如今各种丑闻频频曝出，蔓延演艺、学术、政商各界，在群体狂热中舆论被赋予未审先判的权力。很难评价Me Too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走过了头、有悖美好的人道主义初衷——社区组织者塔拉纳·伯克最早使用“Me Too（我也是）”一语时是为了回应那些遭遇过性侵扰的女性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中的有色人种女性，旨在用同理心为其赋权、提供社会支持并在必要时给予法律援助。可喜的是，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至今，这一诉求已在国际层面得到了回应。2019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ILO）百年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消除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扰的公约》（第190号公约），为防范侵扰建立了法律上的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