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欧洲各国的政党体系呈分散化，选举动荡加剧。各国议会的政党数目增多，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多个主流政党也遭遇了选民基础的崩溃，这往往迫使各党派陷入不稳定的联盟。从英国到德国，政界人士和评论员经常以世界末日的眼光看待这种现象，并将其与政治动荡和政策瘫痪联系在一起。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欧洲项目研究员佩平·柏格森（Pepijn Bergsen）反对这种观点。在其近日发表的题为《不要惧怕政治分散化》（Don’t Be Afraid of Political Fragmentation）的评论文章中，柏格森认为，政治家应集中精力使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市场发挥作用，这种方式有时被称为“荷兰化”（Dutchification），因为荷兰的政治体系为新政党和特定利益团体创造了赢得议会席位的机会，这些团体涵盖动物权利保护党派和专门维护老年人利益的政党。

　　伴随荷兰政治体系的是加剧的选举动荡。在20世纪70年代，荷兰议会中不到15％的席位可以在任何选举中分配给任何政党，但是这一比例在2017年的上届选举中提高到了25%。该制度还为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的较早崛起创造了空间，尽管这不是其崛起的原因。虽然联盟政治常常产生许多难题，但荷兰始终是世界上治理最完善的国家之一。

　　柏格森认为，议会的有效政党数量可以很好地衡量分散化程度。在荷兰，这一数字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约4个稳步增长到2017年大选之后的8个以上，即使是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间的投票也很分散，出现了两个政党在同一选区进行竞争的局面。在其他国家，这种现象也初露端倪。金融危机前，西班牙实际上仍然是两党制，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使代表左右翼的挑战者政党都获得了巨大的支持，使得建立稳定的联盟变得更加困难。近年来，意大利的政治分散化略有减少，但这是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高点而言，当时，战后政治协议失效，政治分散化骤然加剧。

　　长期以稳定著称的德国政治正在努力，应对战后时期主导政治舞台的政党遭遇的支持率下降。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在2017年的选举中联手，仅勉强赢得了多数票，共获得53.4％的选票，而30年前这一比例是81.3％。最新民意测验显示，如果选举在近期举行，支持这两个政党的选民总数将只有40％。欧洲议会内部也有类似趋势。最大的两个团体——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在1999年的议会大选中合计赢得66％的选票，而在2019年，它们仅获得39.5％的选票。

　　如果选举动荡和政治分裂确实构成某种形式的民主危机，那么我们应该期望看到选民对他们的国家民主运作方式感到不满。但柏格森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情况似乎恰恰相反。公众对民主的满意度似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状况，尤其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尽管如此，数据表明，我们不能说“荷兰化”可以拉高民主满意度，但显然它与民众对制度的支持率下降无关。

　　柏格森认为，“荷兰化”应催生更具竞争性的政治市场。与战后几十年相比，现在的选民思想更开放、要求更苛刻、参与政治的意愿更强。他们倾向于先观望，而不是仅仅根据社会经济阶层或其他界线（例如宗教界线）投票，由此产生的分散化议会可以更好地代表欧洲社会中的不同群体。

　　但这给欧洲政党和政客们增添了难度，因为他们要应对大型联盟，或者在少数派政府领导下改变联盟，但“荷兰化”为选民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民主重建的机会。如果处理得当，“荷兰化”也将使公众对舆论转变的反应更快。

　　对“荷兰化”现象的担心有可能让人把传统主流政党的危机与民主危机混为一谈。柏格森认为，有些国家更容易进行调整，尤其是实行共识政治和联盟建设时间更长的国家，比如荷兰和丹麦。但这不应成为各个国家拒绝努力使政治更好运行的借口，它们曾被迫经历调整过程，现在无疑也是如此。欧洲的领导人和政党不必坐等或徒劳地尝试让政治市场回到过去的模式，他们需要做的是重新评估应对“荷兰化”的方法。

　　（马毓鸿/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