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起源为政治经济学。

　　进入21世纪，该学科的发展方向是细化研究，进而导致学科的影响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尤其是“9·11”事件引发的反对恐怖主义浪潮以及随后出现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将该学科研究的焦点重新带回到古典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国际热点问题和世界形势方面被学者提起和使用的次数开始出现下降。

　　而中国主张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迎来了产生新视角、新论点的大好时机。

　　一带一路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拓展了研究新视野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进程中，研究对象长期主要集中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在北半球。具体来说，在国际层面，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在国家层面，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在行为主体层面，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而处在南半球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在以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基本被忽视或重视不足。

　　“一带一路”可以说改变了这种情况，极大拓展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一带一路”的目标是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努力实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中国不仅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努力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可以说，“一带一路”覆盖的区域，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往忽视的地域。

　　“一带一路”是中国致力于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中国的这种努力极大地填补了以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的领域，将极大增添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研究领域内的分量，从而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的”政治经济学，而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比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主要关注西方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但现在，以华为、中石油等为代表的中国跨国公司也开始在世界各地投资。

　　中国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近6年来先后发起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了丝路基金，建立了国际商事调解中心，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极大拓展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界，将以往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创立的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的基本国际制度框架大大拓展到发展中国家之间和欠发达地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努力，也是国际社会朝向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出的重要一步。

　　一带一路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

　　二战结束后，在国家发展模式方面，主张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自由主义，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理论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种共识中，国际贸易被视为一种双赢现象。各国政府只需采取西方发达国家倡议（有时甚至是强迫）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就可以取得经济发展、财富和福利的增加。在具体实践领域，二战后以南美洲国家为代表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一时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但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始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在随后的50年内，只有13个国家成为了高收入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没有成功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有些甚至进入了“返贫”通道。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根本上要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无差别地”推行所谓自由主义政策的做法，是要在国际社会推行一种新的发展及合作理念，即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这就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覆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对外交往提供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以往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更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强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覆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感同身受。中国愿意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精神为它们提供基础设施联通、金融信贷、技术装备以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提供中国经验，从而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交往和构建国际新秩序。

　　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努力，就是要在已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之外再开辟一条通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在研究样本上，“一带一路”各种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许多项目受到了当地政府变更及政治动荡的影响，有些影响甚至还是颠覆性的。同时，由于“一带一路”覆盖的许多地区为欠发达地区，部落、地方实力派、反对党、宗教、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都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发挥了各种各样的作用，有些甚至是相互冲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来说，尤其是从国内政治对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来说，“一带一路”展现出一幅幅生动活泼的万花筒般的画卷，为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和理论素材。

　　一带一路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注入持久的活力

　　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首次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标志着“一带一路”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从中国一个国家的倡议变为国际共识。从2013年开始，“一带一路”就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一个进行时。自提出以来的6年间，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倡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共同建设经贸产业合作区、帮助沿线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倡导全球化，推动实施重大项目，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建厂，建设自由贸易港，设立工业园区，已经有了很多实践。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理论模式和政策主张往往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批评和攻击，“一带一路”同样如此。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不顾事实，对“一带一路”提出了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批评，有些是误解，有些是故意抹黑。比如有些西方媒体故意抹黑“一带一路”，声称“一带一路”让许多沿线国家深陷“债务陷阱”。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怀疑“一带一路”无法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认为只是中国在转移过剩产能，甚至从重商主义角度出发说中国在进行地缘政治扩张。更有少数西方政客从所谓的“人权和民主”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过程中让许多国家的政府更腐败，没有公开采购政策，降低了透明度。

　　事实上，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呈现出加速推进的态势，目前已形成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陆海空冰”的立体格局，涉及欧、亚、非、拉美和太平洋岛国等近100个国家。截至2019年3月，中国已经与123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1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有国际组织，还有不少发达国家的公司、金融机构，与中国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在沿线国家建设了包括中白工业园、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在内的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6万亿美元，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中东欧16个国家与中国组成的“16+1”金融控股公司等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中巴经济走廊旗舰项目、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比雷埃夫斯港、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土耳其东西高铁、匈塞铁路等一批标志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利益深度融合。

　　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团结“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物流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中国将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继续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我们相信，“一带一路”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带来了丰富的因素，一定能让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超出以往南南合作、“中心—外围”等传统理论，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持续注入各种新鲜元素，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进入新时代并方兴未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