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鲜明对比，一段时期以来作为逆全球化浊流而存在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宗教排他主义在西方世界呈泛滥态势，甚至已开始向西方世界相对“静谧”的国度蔓延。

　　以长时段考察，西方文明历史进程一直受到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种力量的驱动。理性主义在西方文明中创造辉煌成就的同时，非理性主义也长期肆虐其中。宗教迫害及宗教战争曾是中世纪欧洲历史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又不断酿造祸端，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非理性主义达到癫狂状态。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曾普遍开展理性反思及相关法制建设，非理性主义受到较强抑制，但其产生的思想及社会根源依然难以清除。当前蔓延西方世界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则是西方文明在面对作为异质性因素而存在的“他者”文明，再度形成的非理性反应。

　　排斥“他者”是欧洲的历史基因

　　在欧洲文明史上作为非理性主义的种族主义和排他主义主要指向犹太人所承载的犹太文明。信奉一神教的犹太人在公元1世纪反抗多神教信仰的罗马人，具有“文明冲突”的历史“母题”意义。后来以流散形式“嵌入”欧洲的犹太文明在中世纪遭受歧视和迫害，主要是源自宗教信仰的差异。尽管欧洲已经从多神信仰阶段进入一神信仰的阶段，但犹太人作为“不信基督者”依然受到歧视、排斥甚至杀戮。而进入近现代以来，宗教因素上的反犹主义相对淡化的同时，作为犹太文明载体的犹太人依然未能摆脱西方文明中非理性主义的侵扰。这一时期肆虐欧洲的反犹主义甚至还指向了那些试图以不同程度融入欧洲主流文化，并已取得一定经济、文化成就的犹太人。20世纪以前犹太文明是西方文明中存在的最大的异质性因素，欧洲的种族主义者为了排斥这一文明形态，不但炮制了形形色色的与犹太人有关的阴谋论，还最终酿成纳粹排犹及屠杀犹太人的人间惨剧。

　　二战之后，欧洲的西方国家社会文化多元性有较大发展。以前宗主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在战后曾接纳一批前殖民地中上层人士，他们此前曾配合宗主国殖民统治，而战后经济复苏但劳动力短缺的一些国家又开始向欠发达国家开放劳动力市场。这些国家以单一种族—民族为主体的社会文化结构开始呈多元发展态势，而这一势头曾促使以新纳粹主义为代表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回潮，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多处于低烈度状态。冷战之后，欧洲一些国家受到移民潮冲击加剧，其种族、宗教的异质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潜伏的非理性主义因子再度被激活并活跃起来。这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一直缺乏与异质性种族、宗教群体交往的经验，迅速上涨的移民潮给社会和民族心理带来的冲击更为强烈，在调适与应对方面颇显被动。与此前两大文明的交流互动多在文明边界区域或者伊斯兰文明腹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不同，这一时期伊斯兰文明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已经以“融嵌”的方式进入日益世俗化的欧洲腹地，开始二者之间全新形式的互动。欧洲一些国家及民众对新的互动还难以适应，甚至心生焦虑，这对非理性主义沉渣在欧洲的再度泛起、肆虐起到催化作用。

　　接纳“他者”在美国仍路途漫漫

　　与欧洲国家相比，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在美国曾长期有着合理合法的存在。美国历史上的领土扩张是以印第安人的苦难和被掠夺为代价，而奴隶制更是美国种族主义长期存在的集中体现。内战之后美国南方为非洲裔真正的“解放”制造种种障碍，针对非洲裔的白人种族主义更是甚嚣尘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又煽动对以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为主的外来移民的仇恨和限制，屡有暴力事件发生。这一时期美国的限制性移民法令便是在浓厚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氛围下出台的。这一时期的美国还盛产种族主义及排外主义的荒唐理论，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的影响。

　　二战之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在美发展势头渐趋弱化。首先是美国主流社会的宗教宽容度提升，天主教、犹太教与基督新教一同被视作美国基督教—犹太教传统的重要构成，主流社会反犹、反天主教情绪在20世纪60年代因美国多元宗教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及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召开而进一步缓和。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又沉重打击针对非洲裔的种族主义。这一时期通过的民权法及新移民法使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失去合法性基础。此后美国的宗教结构和移民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少数族裔规模不断扩大，政治权利不断增强，作为 “他者”在美国方方面面的“内嵌”程度加深了。

　　虽然如此，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依然不绝如缕。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成立新三K党、美国纳粹党、民族联盟、雅利安民族等组织，这些组织长期存在，甚至有人鼓吹在美国西北几个州建立独立的白人共和国，这些均体现了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顽固性。民族联盟创建人威廉·皮尔斯所著的《特纳的日记》一书已俨然成为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圣经”，激发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组建暴恐组织并为从事恐袭的“独狼”们提供精神指引。但是相对于二战之前，当前美国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活动空间还是受到较大挤压，一些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尤其是少数族裔组织如犹太人的“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把对种族主义组织、个人及其言论和活动的监控视为职责所在，并屡屡通过法律途径对其予以打击。在这种氛围下，种族主义者在传统媒体平台鼓吹相关言论往往会承担“政治不正确”带来的各种风险。

　　由于公开活动空间日益萎缩，一些宣扬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组织的活动变得更为隐蔽，如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美国复兴”“国家政策研究所”及 “北美新右翼”等组织往往披着学术的外衣来散播各种种族主义。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白人种族主义者转而利用网络散播言论或组织活动。“白人雅利安抵抗”的领导人汤姆·麦茨格尔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活跃于互联网上。目前美国有数千个白人种族主义网站，这些网站或公开或隐蔽地成为笼络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平台，许多认同但不敢公开宣扬种族主义的白人成为在网上宣泄愤怒的“键盘侠”，而其中被形形色色种族主义言论激进化的个体往往会转而成为在现实世界发动暴力袭击活动的“独狼”。

　　美国当下的白人种族主义是曾经占美国社会文化结构主体的白人集体焦虑情绪的极端和扭曲反映。这种焦虑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者”文明的不断“内嵌”对白人为主体的基督教文明的冲击和挑战，以及对“肯定性行动”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实施对白人利益造成损害的认知。二战后形成的美国保守主义一度充当了白人集体焦虑的疏导器和发声器，并把这种焦虑转为对共和党的支持，而共和党也利用白人的焦虑来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美国长期以来政治“极化”及 “碎片化”的发展态势，便与信仰较为虔诚的白人支持的保守主义（以共和党为中心）与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支持的自由主义（以民主党为中心）的分野有着密切关系。目前，美国主流政治参与方式还能适当缓解白人的焦虑，但种族主义依然在许多保守主义者的头脑中产生回响，一些持有极端立场的极右翼者往往会将自由主义公共政策上的掣肘迁怒于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为此而发生的一些暴力恐怖活动已超出通常意义上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了。如在堕胎问题上，犹太人和犹太机构在堕胎手术操作中所占比例较大，因此也极易成为反堕胎的激进主义者攻击的目标。

　　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在应对及处理域内外作为“他者”的异质性因素的关系方面更加具有挑战性和迫切性， 如果失去妥善应对的智慧和能力，西方世界恐将在“变态”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