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支持和帮助其他贫困国家摆脱贫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这一目标，标志着中国将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实践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减贫进程，为全球的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发展。

　　为世界减贫贡献中国方案

　　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取得显著直接减贫效果，现行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全国832个贫困县已脱贫摘帽436个。脱贫攻坚工作统揽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等帮扶促进了贫困地区新业态的发展及特色优势产业的培育，激发了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易地搬迁、生态扶贫、退耕还林等多样化扶贫举措的实施，有力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集中建设并投入使用，使贫困地区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群众生活质量全面提高。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脱贫攻坚工作摆到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了众多新思想和新观点，作出了众多新决策和新部署，形成了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扶贫论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不仅为构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打下坚实基础，为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中国梦提供了行动指南，同时也为世界反贫困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从减贫速度看，中国明显快于全球。特别是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有力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标杆，提供了榜样，坚定了全世界消除贫困的信心。”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副会长福埃表示，脱贫攻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非洲国家要实现脱贫目标，需要向中国学习经验，并且结合本国自身的条件制定扶贫政策。在探索适合自身国情、洲情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少非洲国家开始“向东看”，试图从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获得启示。

　　贫困研究和反贫困实践互动频繁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表示，精准扶贫创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思想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刘永富认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源于习近平总书记长期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是中国扶贫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核心内容是，做到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施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五个一批”工程，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问题”。“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问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既为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圆满完成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贫困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

　　脱贫攻坚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责任落实，真抓实干。陕西省扶贫办主任文引学表示，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与“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体制机制相适应，形成在各负其责基础上的合力脱贫攻坚责任体系；针对多维致贫因素，形成政策“组合拳”的政策体系；确保扶贫投入力度与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求相适应的投入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动员体系；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的督查体系；体现最严格的考核评估要求，确保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的考核体系。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认为，基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经验与现实需要，贫困研究和反贫困实践的互动愈加频繁，新理论引导实践不断创新发展，实践发展又为理论创新拓展经验基础。脱贫攻坚“理论政策实践”互动转换，建构了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的互动空间，避免了学术研究成果与现实发展需求的割裂，也激发了学术与政策领域的研究活力。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燕连福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贫困问题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强调坚持中国政治制度优势凝聚脱贫攻坚强大合力的重要性，提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使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互为支撑，进一步指引构建了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体系。

　　丰富发展国际反贫困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牟成文认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发展。

　　目前国际上识别贫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贫困识别方法，主要采用个体需求评估法；二是自下而上的贫困识别方法，以社区为基础的瞄准方法，即典型案例。但这两种方法的独立运用，在实际减贫工作中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于树一表示，中国政府结合具体的国情将两种方法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统计部门抽样测算贫困规模，对贫困指标自上而下进行逐级分解，保证贫困识别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贫困户自愿申请、民主评议等自下而上的贫困识别机制，提高贫困群众的参与度和监督效果，保证贫困识别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为国际减贫工作中的贫困瞄准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西方主流的反贫困理论以“涓滴理论”为代表，认为贫困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即使没有社会政策的干预，经济发展的滴漏效应也会影响到社会的贫困阶层，从而使得社会贫困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得到解决。黄承伟表示，西方的这一理论使全球反贫困进入“停滞不前”的困境。在这一理论下，难以形成完善的扶贫组织体系，贫困人口通常处于被动接受状态，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贫困、遏制返贫。

　　中国大扶贫和精准扶贫战略不仅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强调要发挥脱贫主体的能动性，“智”“志”双扶，从而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在黄承伟看来，这显示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西方扶贫理论的超越。大扶贫和精准扶贫思想中内源式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从多种层面认识和构建了中国反贫困理论，不仅对于中国减贫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政策性和实践性，而且对于国际贫困治理理论的创新、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贫困的进程，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