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4.0”的说法，随着2019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的召开，逐步进入公众视野。然而，如果我们从更宏观更全面的历史视角来审视全球化，全球化本身具有超越经济与商业层面的深厚意义。所谓“全球化1.0” 至 “全球化4.0”，虽然是人类近现代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并不等同于全球化本身。根据2019年1月发布的达沃斯论坛白皮书“塑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新型全球化结构”的观点，自从人类逐步进入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全球化4.0”更多体现在为适应工业革命4.0、技术驱动的新型全球经济结构与治理架构搭建上。

　　全球化的演进路径与内涵特征

　　澳大利亚学者罗伯特·罗伯森 （Robert Robertson）在其《全球化简史》一书中就论述到，人类第一次全球化起源于中国的长安。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也认为：“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经是事实，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陆上丝绸之路连接亚洲、非洲、欧洲，将彼此隔绝的东西方联系在一起。其意义不局限于商品与货物的交换，更表现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丝路精神”。这些事实反映出在人类各区域之间的大宗商品贸易联系已普遍存在，全球化在商品的交换中已逐步形成。

　　英式全球化以文艺复兴为契机，以工业革命为动力，以海上贸易和海外殖民地与奴隶制为形式，在血腥中成就了大英帝国，从地理空间上把全人类基本联系在一起。英式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蒸汽动力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革命。美式全球化以民族国家为工具，以民主自由为名，以现代传播信息、互联网、社交媒体等为载体，打造了运用全媒体对全球施加影响和支配的软霸权。美式全球化与以电脑和互联网技术运用的工业革命3.0密切相关。工业革命4.0带来了全新的数字化经济发展模式。由工业革命1.0至工业革命3.0所带来的资本红利逐步减少，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不断被压缩的虚拟空间显现出日益增长的价值驱动力。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全球结构以及怎样建构这样一个全球结构被提上了全球治理的日程。以智能制造为特色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云计算、3D打印、区块链技术等牵引型科技、基础型科技相结合，从而催生制造业领域的重组与改革。然而，达沃斯论坛版的“全球化4.0”的内涵和外延只不过是人类正在迈进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4.0”的技术和经济部分，不等于“全球化4.0”的全部。

　　更包容的全球化：“中式全球化”

　　比较学界与业界关于全球化的演进路径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科学技术革命，其根本动因来源于马克思所讲的“人格化”资本的逐利本性。只重视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模式固然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生活便利，但其本身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其概括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即作为循环周期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再也无法回到均衡点，从而造成的持续的结构性危机和动荡。

　　如果我们从跨文明交流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发展模式，基于跨文明交流与对话式文明的“中式全球化”或许成为可能的补充或替代选择之一。首先，达沃斯论坛版的“全球化4.0”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与新经济相呼应的概念。它是“工业4.0”的别称，弱化甚至忽视了新型全球化应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全方位的、由新型文明驱动的全球化这样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其次，达沃斯论坛的所谓“全球化4.0”将是一个不完全的全球化。

　　“中式全球化”是理念、制度和行动的有机结合。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三合一”经验，即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国天下体系与对英美价值观的批判三者之间的创造性融合与发展，以整体全面而非二元对立或孤立的视角，以开放包容、创新和谐为价值观，引领全球化发展方向。首先，“中式全球化”尊重各文明主体基于其自身历史与现实发展所形成的时空身份特点，各主体是平等互利互惠的。其次，文明交流互鉴，即“中式全球化”倡导“容—传—通—融—同—合”这一全球文明交流路径。它以儒家恕道与仁道为基础，在信息的传播环境中实现包容式沟通和对话式文明，进而到达和合之境。

　　“中式全球化”模式在制度设计上，以“一带一路”等为平台推动全球化落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积极关注和呼应。“一带一路”不仅实施物质上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对应“五通”，“一带一路”要建成的是“五路”，即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五通”到“五路”的实现过程就是“中式全球化”的过程，是由“沟通”“联通”到“融合”“化成”的过程。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亚洲方案

　　随着2019年5月中旬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的成功召开，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亚洲人民认同的奋斗目标。而“中式全球化”模式也正在化解障碍，转化成为亚洲全球化模式，促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如果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那么亚洲世纪其实就是新全球世纪。这是因为亚洲文明不仅善于沟通，也乐于“共商、共建、共享”。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多元、包容和互鉴的历史经验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资源和天然优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亚洲先行一步势必为全球各地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范例和路径。

　　正在从“中式全球化”模式脱胎而生的亚洲特色全球化，超越纯技术—经济路径走向的“全球化4.0”。它走的是更为包容、平等、公正的全球化路径。它以亚洲文明间孕育出来的以开放包容和创新为特色的对话式文明观为理念指导，以“一带一路”平台作为实现路径，最终要为建构真正实现全人类福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开天辟地的贡献。这一全球化主要体现在新全球在地化和在地全球化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过程。

　　首先是新全球在地化。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程度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思想已不足以描述信息通信技术变革给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全景式革命性变化。传统的交流时空已被最大化压缩，人类文明交流的开放程度史无前例。只有与其他文明在平等互惠的环境下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人类才可能有效应对当今全球治理面临的共同挑战。与美式全球化的同化模式不同，亚洲全球化所讲的新全球在地化并不是要创造千篇一律的单一文化模式，也不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完全不同于自我原先文明的特性，而是在尊重各文明主体特性的基础上，通过“容—传—通—融—同—合”的路径为我所学、为我所用。

　　其次是在地全球化。普适意义的对话式文明归根结底来自地方化、碎片化的区域经验。从“中式全球化”转化成的亚式全球化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各地域向国际社会贡献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在特殊中发现普遍性，以在地经验的平等融通贡献普适发展之道。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主权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发展等理念为更为包容的全球秩序建构提供了新的方向。亚式全球化在承认文化关联性和差异性的共存基础上，可以通过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平等互动，夯实人类基本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亚洲方案。

　　（作者系美国查普曼大学终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