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国经历了空前巨变。在19世纪末，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商业和海军强国，强势的英镑支撑起全球贸易体系，英帝国领土面积达到最大时曾占据了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尽管当时就有人关注过英帝国续存的问题，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人依然愿意相信，建立在“天命所归”、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与自由主义宪政体制下的大英帝国能够在20世纪续写其伟大篇章。然而，100年后英帝国却业已不存；皇家海军仅相当于美国海军一支分舰队的规模；金本位制度造就的金融秩序早已一去不返，如今，人们对美元、欧元与人民币的依赖程度远高于英镑。作为工业强国，英国在1890年被美国赶超，此后又先后被德国、日本和法国所超过，到20世纪末已经落到和意大利不相上下的水平。与此同时，英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不断降低——在丘吉尔所鼓吹的外交“三环”中，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无一不在持续收缩，其外交的成效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情势、机会以及与其他伙伴的合作；英国甚至都难以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最主要受益者。所有这一切无不凸显出20世纪英国外交史的一个重要基调——衰落。

　　与其他新兴强国相比较，英国在20世纪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尽管如此，在评价这一进程之时仍不应失去分寸感与平衡感，其要旨在于，英国的衰落具有相对性、渐进性与温和性，不能把关注重点仅放在英国经济衰落上，并将其政治衰落扩展到太早的时期。

　　必须看到，尽管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演变在1939年前便已经影响到英国，但当时英国领导人并未对此给予太多的关注，他们真正对此感到焦虑是在二战以后。在20世纪前期，英国有着极强的维持现状（和平）的愿望，并愿意为此做出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对所有挑战屈服；考虑到岛国位置与进口的需要，英国对和平与对外贸易的依赖顺理成章，但这并没有阻碍它于1914年参战。在1914年以前英国就失去了制造业优势，但它在金融方面还居于领先地位，控制着世界上48%的航运业，并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德国。尽管皇家海军面对严峻挑战，但它还是在海军军备竞赛中击败了劲敌德国。英日同盟与协约国集团的建立虽使英国外交的选择余地变小，但考虑到以往的情况——英国从来都不是全能的大国，而加入协约国和建造无畏舰都显示出英国的适应能力和冒险准备。在1900—1905年期间，法俄引发的国际危机导致英国主要政策发生变化，在令人生畏的环境中，英德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英国看到有保护协约国的必要，在1912年开始对法国承担海上义务。这些都被证明对英国在1914年宣战意义重大。与此同时，英国成功避免承担正式同盟义务，这使之在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仍享有相对其他欧洲列强更多的行动自由。因此，一战前英国的政策调整绝不应被解释成是受恐惧和薄弱意志驱动的结果。

　　此后，即使是一战对英国而言也不全是一场灾难，这期间英国扩建了一支人数规模庞大的陆军；维护了国家团结；在检验了英帝国的动员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政府机器的工作效率。当然，英国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相对20世纪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而言，战争极大地削弱了英国的支付能力，打击了它的金融地位。一战激发的大众对和平的强烈热情，也迫使英国在未来不得不承担更多的义务。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的真正衰落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但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英国仍是大国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并且在某些领域处于优势地位。即使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使之建立了一支实力超越英国的海军，它也并无意愿与决心挑战英国。这一点是必须被纳入对当时大国力量均衡的讨论中来的。在此后的几年中，当英国不得不面对几个前所未见、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国家时，日不落帝国的脆弱性便显现了出来。二战较之一战被证明对英国的国家地位更具破坏性，它彻底暴露了英国的相对衰落这一事实。英国付出甚巨，但除了1940年在困境中独自英勇抗德所带来的声望以及与美苏一道共同为塑造战后世界所作出的贡献，它实际收获不多。最终，美国收获了绝大部分战争果实，其海上力量轻而易举地超越了皇家海军，美国还成功诱导英国领导人相信他们的角色是引导这个新兴的盎格鲁—撒克逊巨人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毕竟英国人被认为在处理世界事务上有着更为丰富的经验，而英语国家民族在推动所谓自由民主扩展，“抵御共产主义”和鼓吹自由贸易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事实上，美国人处理两国关系的态度极具现实主义色彩，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殖民主义、贸易特惠制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上与英国的巨大分歧，尤其是关于最后一点，英国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担心加入欧洲一体化会损害他们在华盛顿眼中的价值，因此置身其外便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英国的两党领导人一直坚持维护英国世界大国地位的必要性，因此在失去印度后也长期不愿意放弃帝国思想。他们长期依赖过去积累下来的威望抵消显而易见且日益严重的物质能力不足所带来的缺陷。即使到了那时，将英国与欧洲的未来联系起来也仍在朝野上下引发巨大的争议。实事求是地说，英国较之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有着不小的差异：它的岛国地理位置、它对世界商业和自由贸易的高度依赖（与法国、意大利的保护主义大相径庭），它基于不成文宪法的宪政体系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以及作为两次大战胜利者的豪情与骄傲。所有这一切都让它在二战后难以接受不能按照自身的愿景塑造欧洲的现实。其结果是引发了朝野上下广泛的不满情绪，政府决策者不得不在夸大英国仍拥有的权势与高估它的衰落间摇摆，追求所谓“超出国家实力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过去的神话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粉碎路易十四称霸梦想的中流砥柱，打垮拿破仑帝国的金融和经济巨人，摧毁威廉德国与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自由捍卫者。但不客气地说，英国是凭借盟友才击败这些对手的，且其中一些盟国如俄国、美国所发挥的作用较之英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表明，人类常常不能正确地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其历史轨迹便难免以今是昨非、循环往复的方式呈现于前。今天在民粹主义支配下正在忙于脱欧的英国亦如是。从20世纪初的“维持（大国地位）现状”到二战后的寻求“发挥超出国力的影响”，再到眼下的“没有理想与抱负”，英国似乎正走向其近代以来前所未见的另一个极端，面临着自我边缘化、本地化与进一步衰落的巨大风险。但从历史上看，英国的未来无法也不能忽视欧洲，它的安全有赖于欧洲的均势和自身积极的对欧政策。因此更具现实主义和更为平衡的做法是：要承认国家伟大的过去及其局限性，要充分意识到超越欧洲的情况下发挥大国作用之不可行，以及英国引以为傲的政治架构和外交技艺已日益平庸的现实。作为一个相对富足、安全和稳定的中等强国，英国必须接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早已一去不返的现实，并通过在诸如欧盟、联合国等多边制度框架中的互动，设法与其他大国保持不同程度、微妙平衡的合作关系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建立某种有序和开放的世界以维护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20世纪留给英国外交的启示也许正如一位著名英国外交政策学者所评论的那样：“不列颠应该向前看而非回头看……应将其对国家生活华而不实的表述和期许调整到与其有限的国家能力和所受到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制约相一致的基础上。”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