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史料搜讨与探索空间
2019年08月15日 09: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15日总第1757期 作者:乔治忠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史学输入中国,影响深切。迄今相关内容的著述,已然层出不穷、灿烂多彩。《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27)》(赵少峰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11月版)充盈着问题意识、史料搜讨与精慎考析,在诸多同类著述中值得特别关注。其意义主要不在于对此书的学术评析,而是关乎如何建构研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宏观理念。

  1927:中国史学发展重要节点

  学术界评价一部学术著作,往往特别关注其中有哪些可以确立的创新见解。这个视点当然重要,但不大全面。学术著作的作者如果能够提出相关学科、课题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使并未将之圆满解决,其学术价值依然很高,因为这可能推动学界的共同关注与深入研究。特别是提出理论层面的问题,反映出对研究课题的全面思考和高度概括,意义更加重要。而理论性的问题,大多不能指望一人、一书论述就会取得学界共识。因此,学术著作的价值乃在于提出重要问题,以开拓新的研究思路。

  该书不满足于史实的清理和叙次,充满了思考问题的学术意识。开篇《绪言》集中展现了作者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动力、社会背景、发展趋向、发展阶段、文化影响等的探讨,提出一系列理论层次的问题与见解。在作者看来,1840—1927年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需要专门划分出来深入研究。此乃基于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考察,认为1928年后中国史学进入现代史学阶段。将1927年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节点,是全新的、宏观视野下的理论探索,提出了需要重新研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整体脉络。

  《绪言》第一个问题论述了中国史学演进的主要动力,开宗明义直奔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从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探寻事物的发展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作者响亮地提出问题,从社会矛盾的激发和外来学术与传统文化碰撞、磨合的矛盾中分析。当然,全书重点是探索西学东渐导致的中国史学转型,从而划分出几个发展阶段。其中结论仍有需要学界共同研讨之处,而其思路和方法则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精神。

  中国撰述外国史具备自我主体意识

  历史学著述越想提高理论思维的层次,越需要力求全面的史料搜讨、鉴别、梳理与整合,否则将会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阅读这部著作,首先会感触到其中引据资料之极为丰富。史著中所谓历史资料的丰富,绝不是简单的数量堆积,而是需要对史料全面搜讨,经过梳理、鉴择,又进行充分的定位分析,从而足以支撑历史叙事的整体进程,并且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唯物史观与其他旧史学同样重视史料而实际运作中的重要区别,该书作出了可圈可点的实践。

  书中研究内容预定为1840—1927年西学东渐,但作者并不截然割断史学发展历程,对1840年之前西方史地知识传入中国状况仍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述。不仅分析了19世纪中外文化交汇的大势,及清季国情与学术文化取向的变化等,昭示了历史学转型社会条件的渐形渐著。随之详细考述来华新传教士通过出版图书与创办报刊,起到传播西方文化知识与史地之学的主导作用,继之考述同时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样,从分析中国国情、中外交汇、外来传教士主导输入西学,到中国先行者率先了解和撰述海外知识,构成一个认识结构,形成有体系地考述西学东渐萌发于19世纪的状态。关于新传教士的到来,作者指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是揭开新一轮西学东渐的第一人”。通过对史料的精审思考,书中将1807年马礼逊来华至1840年鸦片战争,定性为西学东渐和中国史学演进的发轫期。

  面对西学传播和中国史学转型更加复杂的状况,该书更重于史料征引与理论思维的结合,得出更多新见解。第一,阅读历史资料,评介各种具体文献。考述了诸如西人举办墨海书馆、广学会、中国的商务印书馆等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