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古代司法发展的高峰时期，唐律中虽没有“正当防卫”的法律表述，但作为对个体自力救济的一种肯定，唐律中已经有了比较完备明确的规定。正当防卫相当于当时的“紧急行为”。针对“紧急行为”，《唐律疏议》又分三种情况，在“两相殴伤论如律”条、“夜无故入人家”条和“祖父母为人殴击”条中规定了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的防卫、夜间侵犯的防卫和对祖父母、父母利益的防卫。

　　互殴案件中的防卫

　　《唐律疏议·斗讼》“两相殴伤论如律”条规定：“诸斗两相殴伤者，各随轻重，两论如律；后下手理直者，减二等（至死者，不减）。”疏议部分解释说：“乙不犯甲，无辜被打，遂拒殴之，乙是理直，减本殴罪二等，合笞二十。乙若因殴而杀甲，本罪纵不至死，死不合减。”按照律文和疏议的规定，乙无故被打，属于占理的一方，这种情况下如果反抗，可以根据本罪减二等处罚，即减轻处罚。需要注意的是，减轻处罚需要满足的条件有两个：第一，乙无过错在先，属于“无辜被打”“理直”，说明防卫理由的正当性，相当于现代的防卫起因，即遭受不法侵害；第二，防卫时不法侵害已发生或正在进行，乙属于“后下手”“遂拒殴之”，这是对防卫时间的规定。

　　“至死者不减”指的是如果乙拒殴导致甲死亡，就不适用减等处罚的规定了，依律仍负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该规定相当于现代之防卫过当，不同的是，现代之防卫过当处罚原则是应减轻或免除处罚。疏议对此的解释是本罪殴伤的最高处罚并不构成死刑，如果因为乙殴打甲导致甲的死亡，就超出了保护自身权益的初衷，显现出了乙的主观恶意，这种情况下不应当减轻处罚。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在互殴的情况下，唐律在定罪量刑时充分考虑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和客观表现，即肯定了行为人在紧急情况下保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也不会放任行为人无限防卫，过度防卫。

　　夜间家园受侵害时的无限防卫

　　《唐律疏议·贼盗》“夜无故入人家”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疏议曰：夜无故入人家，依刻漏法：昼漏尽为夜，夜漏尽为昼。谓夜无事故，辄入人家，笞四十。家者，谓当家宅院之内。登于入时，被主人格杀之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谓知其迷误，或因醉乱，及老、小、疾患，并及妇人，不能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

　　由此可见，无故夜入人家情况下的防卫，需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正当防卫发生的时间为“夜”。《唐律疏议》对于夜晚也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依刻漏法：昼漏尽为夜，夜漏尽为昼”，这也和古代的夜禁制度有关。夜禁一方面是为了防盗，一方面是为了应时，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唐朝政府为了维护长安的社会秩序和市民安全也实行了夜禁制度，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的诗中有一句“渚宫东面烟波冷，浴殿西头钟漏深。”其中的“钟漏”即古代的计时工具。考虑到夜晚具备作奸犯科、谋财害命的良好客观条件，再结合当时的夜禁制度，就可以理解唐律这一条规定的背景了。

　　第二，正当防卫的地点为“家”。《唐律疏议》对此的解释为：“家者，谓当家宅院之内”，这就将防卫的地点限定在“家”这一空间之内。由于家具有私密性和密闭性的特点，不易为人察觉，较之公开场合，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唐律疏议》的这一规定也是十分合理的。

　　第三，行为人没有正当理由夜入人家，即“无故”。尽管夜晚具有作案的良好时机，但并非所有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唐律疏议》对此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即主人必须是在不知道来者夜入缘由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正当防卫，如果“知其迷误，或因醉乱”，知道对方可能做出非正常的行为，就不适用这一条的规定。《唐律疏议》还设想了一种特殊的情形，即外人和主人本来就认识，可能存在前隙，主人知道外人会来侵犯，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够格杀勿论呢？疏议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律开听杀之文，本防侵犯之辈。设令旧知奸秽，终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难辩，纵令知犯，亦为罪人。若其杀即加罪，便恐长其侵暴，登时许杀，理用无疑”。也就是说，主人虽已知外人来奸的原委，但由于夜入人家，为防不测的暴力侵害，仍可实行正当防卫。

　　第四，正当防卫必须适时。所谓登时，根据疏议的解释，就是指“登于入时”。如果不是登于入时，而是“已就拘执”，则不允许再对其格杀伤害。否则，也应受刑罚处罚。关于“已就拘执”，疏议进一步解释道：“已就拘执，谓夜入人家，已被擒获，拘留执缚，无能相拒，本罪虽重，不合杀伤。主人若有杀伤，各依斗法科罪，至死者加役流。”这说明唐律对防卫的时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不允许事后报复。

　　第五，行为人具有危害性。《唐律疏议》列明了不能侵犯的若干排他情形，即行为人“迷误，或因醉乱，及老、小、疾患，并及妇人”。这几类人不具有侵害的现实危险性，故“不能侵犯”。

　　尊亲长受侵害时的代替防卫

　　《唐律疏议·斗讼》“祖父母为人殴击”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疏议解释说：“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理合救之。”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祖父母、父母受到他人伤害，子孙有实行正当防卫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也是有限度的，即不能造成折伤，造成折伤的，要减轻处罚。

　　唐代声称“依义制律”，《唐律疏议》也是“一准乎礼”的，这条规定就体现了鲜明的儒家伦理色彩。《旧唐书·刑法志》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长庆二年京兆府云阳县人张莅欠康宪钱米，康宪前去讨债，张莅不愿还钱，借酒滋事，与康宪争吵并发生肢体冲突，争执中康宪几乎要气绝，康宪的儿子康买得当时只有十四岁，看到父亲遭遇危难，想要出手相救，无奈年幼无力，情急之下用木锸击中张莅头部，三日之后，张莅死亡。按照当时唐律的规定，康买得年少救父，伤人致死，按律当死。但刑部员外郎孙革在奏折中援引《礼记·王制》亲亲之理和《春秋》原心定罪之义，最终康买得减死罪一等发落。作为司法官，孙革认为康买得救父是出于孝心，并非暴徒所为，击中张莅是情急之下的一时心切，也并非有意行凶。如果不是皇帝教化有方，童子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孝行？根据儒家经典《王制》和《春秋》，定罪量刑都需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权衡情与法，孙革试图说服皇帝对康买得予以减刑。果然，这一请求得到了同意，最终朝廷下令：“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

　　在唐人看来，法律与道德本质上没有冲突，道德和情理原本就是法律内在的价值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能在唐律中找到如此详细的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的原因。正当防卫本质上是人类面对危难时的一种自我保护，在唐代这种自我保护不仅关于个体，还扩展到了尊亲属。《唐律疏议》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充分考虑了“正当防卫”适用的情形、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和客观环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唐人对“正当防卫”的处理态度也是唐代社会礼法共治的一个缩影。在唐代，既懂礼又通律成为司法官群体的常态。白居易曾有言：“圣王之致理也，以刑纠人恶，故人知劝惧；以礼导人情，故人知耻格；以道率人性，故人返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废也……故曰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参见《全唐文》）由此可见，唐代司法在发展过程中坚持礼法并重，这也符合《唐律疏议·名例》中对于唐律精神的一个概括：“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唐律疏议》时有这样一句话：“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