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讲好“中国的公共管理故事”，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公共管理学学派“走出去”，在国际公共管理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发挥重大影响力。图为G20杭州峰会主场馆内部，G20峰会场馆声名远扬，如今已命名为“G20峰会体验馆”，保持了当时会场的布置，同时作为旅游景点向公众开放。图片来源：CFP

　　近年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及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中国公共管理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困境与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合法性危机”“身份危机”“研究品质危机”和“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等。任何一门学科，尤其是应用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和满足了时代提出的要求，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发展和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战略取向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可以判断：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新高度。公共管理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正处于新时代的发展关键期。为走出学科存在的问题及学科“危机”，肩负起学科的时代使命，公共管理学应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

　　增强本土化意识与问题意识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公共管理学在解决政府面临各种问题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新时代为公共管理学提出了更多的理论创新要求：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建设美好社会，构建什么样的美好社会。在这个美好社会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大数据时代将如何影响和重塑公共管理的思维、方式与构架，等等。针对上述理论创新要求，中国公共管理学如何才能实质性地贡献本学科的管理智慧及治理之道？当然，这些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为此，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必须从现实出发，从国情出发，关注并着力解决改革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公共管理热点及难点问题。

　　这就要求在公共管理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增强公共管理研究的本土化意识。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创立之初从西方引进了许多重要概念，因此，公共管理学如何本土化，直接关系到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前途与命运。一般而言，本土化就是如何适应本国、本地与本民族的具体情况，从而形成具有本国、本地与本民族特色和特征的一个长期过程。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公共管理学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后的公共管理理论、方法体现中国特色，并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进而解决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问题。增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本土化意识，主要表现为应全面增强公共管理学研究者所具有的主体意识，如学术研究的反省—批判意识，对国外公共管理理论与知识的反省与批评；责任意识，增强公共管理学研究者所具有的服务于我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竞争—发展意识，以国际社会公共管理学界公认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外国学者竞争。

　　另一方面，要形成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意识是从问题出发，要有问题意识。公共管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公共管理的内在规律，因此，公共管理学研究首先要找准公共管理问题，进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如何分析与界定公共管理问题的性质、形成过程与影响因素，公共管理问题之间、公共管理问题与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方法、措施、步骤及产生的各种可能结果，等等。以上所有的环节，构成了公共管理问题意识的全部逻辑。公共管理“问题”的层次是多重的，它既可以是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也可以是中观层次上的问题，甚至可以是极为微观和具体的问题。为此，公共管理学研究须以问题研究作为其现实支点，充分关注和回应当今世界发展提出的挑战以及中国公共管理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集中精力研究执政者当下最关注的问题、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从而实现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以及公共管理学与中国现实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对接。

　　实践引领理论创新

　　公共管理学既要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具有解释力与引导力，又要与西方公共管理学界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增强其国际学术影响力。然而，目前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的主干词或关键词基本上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两个国家。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发展等实践问题缺乏一定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因此，中国公共管理学要改变对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指导力不足，并且努力探寻如何走近世界公共管理学术核心。

　　一方面，我们要全面、客观地评估西方公共管理学理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与批判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公共管理学理论的概念逻辑和理论脉络对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公共管理的特殊性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远非西方公共管理学理论所能涵盖与解释。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历史表明，其公共管理学有欧洲大陆、英国与美国等多种研究途径，其理论呈现出多种模式，并且彼此争论不休。从根本上说，西方公共管理学仍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在公共管理学恢复与重建初期，我们学习与借鉴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是必要的，但盲目引进与不加分析，则不可能摆脱国际公共管理学的边缘地位，更消解了公共管理学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因此，在参与西方公共管理学学术前沿讨论的同时，目前亟待对西方公共管理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质疑与反思。系统分析西方公共管理学的概念与理论范式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了解其现实利益博弈与价值关怀，把握其对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与边界。

　　另一方面，我们要讲好“中国的公共管理故事”，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公共管理学学派“走出去”，在国际公共管理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发挥重大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从经济发展上看，已经涌现出“深圳模式”“浦东模式”“温州模式”；社会治理上有“江汉模式”“上海模式”以及社会动员上的“北京奥运模式”“上海世博模式”和“杭州G20 模式”。从一定程度上说，对中国发展模式及发展经验，我国公共管理学界仍需从理论上和学术上系统地提炼与总结出，创造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奇迹的中国公共管理道路、中国公共管理模式和中国公共管理经验，同时更需要形成对世界公共管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成果。因此，要立足于中国公共管理的真实世界，通过扎实的公共管理“田野调查”收集第一手的实证资料，不断对经验事实进行分类、比较，并基于经验事实总结、提炼出具有巨大理论潜力的学术概念，进而由上述学术概念建构逻辑严密的命题。最终，通过上述命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管理理论话语体系，进而才能有效地与西方的主流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增强中国公共管理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总之，中国特色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建构既需要民族性的眼光，又需要世界性的视域；既要有具体的问题意识，又要有抽象概括的能力；既要坚持本土化，又要提倡国际化，并在二者良性互动的张力结构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研究新范式。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