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5周年华诞。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界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从学术的视角和全球的视野，回顾、总结、认知新中国65年所走过的道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了。为此，本期特别策划以“学术视域下的中国道路（1949—2014）”为专题，约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发表宏论，以飨读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根据新的国内外形势，就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对外交政策也做了相应调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条道路能不能行得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中国关于和平发展道路的阐述，得到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在西方主流社会，却引发猜测、疑惧和种种别有用心的议论和对策。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决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从一开始，它就不单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思想，而首先是落后地区和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旗帜。当王明手执“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一“尚方宝剑”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时，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当然找不到文本出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从来不是按图索骥，而是结合自己的国情。
65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一部伟大的崛起历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谢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请他从历史、政治等角度，解读新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
又值金秋十月，共和国迎来65岁华诞。65载沧桑巨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璀璨梦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富”，这种富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现之一。
1840年以后，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农业文明的东方大国，遭遇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并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剥削，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民不聊生的境地。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几代人的流血牺牲，终于在1949年取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65年来的成就，不难看出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
从史学视野审视65年来的中国道路，有诸多问题值得回顾和反思。如何看待中国道路这一提法和实践，对于中国道路我们应有什么样的自信？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什么关系？65年来，我国近代史学科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历程，在国际学界处于什么地位？记者近日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的发展道路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成为当代世界最重大的学术课题之一。从经济学视角看，中国道路的含义是什么？对此，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回答。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国内国际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深刻揭示。综观中华民族发展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艰难曲折史，回顾新中国成立65年来的社会进步与生活变迁，无不让人感到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努力探寻和不断开创中华民族发展独特道路的结果，是一部不断奋斗、不断探索和开创中国道路的文明进步史。
新中国65周年华诞来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意大利驻华使馆参赞饶塞佩。饶塞佩对新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成就赞许有加，也对中国的未来表达了美好期许。
新中国成立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举世瞩目，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也引发世界范围的热议。如何理解中国道路的思想内涵？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认为，“中国道路”较之“中国模式”是一种更好的提法，它保持了一种开放性视野和自我纠错的能力。中国道路固然基于中国自身独特的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应为其他国家或民族所理解和尊重，具有可借鉴的合理性价值和普遍性意义。因此，对中国道路的阐述不应被窄化、特殊化，而应将中国经验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内容贡献给人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