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后，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农业文明的东方大国，遭遇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并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剥削，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民不聊生的境地。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几代人的流血牺牲，终于在1949年取得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主义工业化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由革命转变为建设，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改变中国在经济上贫穷落后的面貌，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和国民经济恢复后，在深刻的历史教训和严峻的国际环境面前，中国为了国家安全和突破资金严重不足与分散的“贫困陷阱”，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并于1956年底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应该指出，改革开放以前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积累为手段、以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超常规发展，虽然导致各个方面的紧张和工农业关系的失调，但是也的确达到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部分预期目标：第一，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第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两弹一星”；第三，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投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以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和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它们保证了20世纪80年代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城乡轻工业的快速发展；第四，通过强制性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障，提高了人力资本。

　　此外，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充分体现出来。例如，通过集中财力保证“一五”时期三分之一重点项目聚集于国防工业，通过“大会战”方式实现石油工业飞速发展，通过“集体攻关”方式加速科技创新，通过“三线建设”缩小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差距，以及通过“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精神激励替代物质激励不足，等等。上述这些优越性就总体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改善，呈现出成本上升和效益递减的特征。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在许多方面向已有30多年建设经验的苏联学习并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在经济体制方面呈现出与苏联的高度一致性。但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学习”与“反思”同步的，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的体制和政策弊病后。由于中国是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新问题，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提供现成答案，因此需要探索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曾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的错误，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很快突破前30年形成的经济体制，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引导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而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基础也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

　　从提出“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与经济体制变革相适应的是发展目标的调整。经过新中国前30年的艰苦奋斗，通过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并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能力。但从发展水平看，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时，中国仍然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人均收入不到200美元。这显然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使得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目标不可能实现。而如果继续沿用这个口号和目标，就必然导致在经济上继续急于求成、脱离实际。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经济体制、方针、政策变革失误和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根本原因就是“急于求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定得太高，脱离了国情。

　　因此，当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后，正确评估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和条件，制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就非常重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和目标。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30多年里，中国逐步实现了发展设想。在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人均收入增长30多倍的发展奇迹，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变革。

　　其中成功的秘诀，我认为，就在于中国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充分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双轮驱动”，既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使得劳动、技术、管理、资本等活力迸发出来；又发挥“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主导社会发展和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较好处理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