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从一开始，它就不单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思想，而首先是落后地区和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旗帜。当王明手执“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一“尚方宝剑”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时，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当然找不到文本出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从来不是按图索骥，而是结合自己的国情。

　　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自己的特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几乎完全“克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教学和研究模式，苏联的建国经验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模具。不久，毛泽东就意识到，“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意义不是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正是毛泽东最先“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这是一个精准的评价和定位。

　　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之初，就要求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作为科学世界观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抽象的理论教条，而是坚持以实践标准作为世界观基石的科学的唯物主义。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不从本本出发，而要从实践出发，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大的“思想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开始了自己新的反思。他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出发，认为我们是生产力不发达、经济上落后贫穷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经济的本体转到了商品经济之上，最终出现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基础看，商品—市场经济和那只“看不见的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超越的客观经济阶段。

　　邓小平的这一认识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真实的揭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

　　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力探索中，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断取得新的理论成果。江泽民同志强调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面对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建设理论，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推进了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快速崛起带来许多新的课题，而生产方式与发展观念的变革成为其中的关键。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高扬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但决不固守经典作家一个多世纪前的论述，而是在中国历史性进步的具体实践中推动这一理想逐步实现。

　　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奋发有为，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指出：“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扎根中国大地，走好中国道路，这既是中国传统的治国智慧，也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略。

　　新中国65年的光辉历程，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足印。回望20世纪，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现实道路，并将继续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作者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