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举世瞩目，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也引发世界范围的热议。如何理解中国道路的思想内涵？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认为，“中国道路”较之“中国模式”是一种更好的提法，它保持了一种开放性视野和自我纠错的能力。中国道路固然基于中国自身独特的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应为其他国家或民族所理解和尊重，具有可借鉴的合理性价值和普遍性意义。因此，对中国道路的阐述不应被窄化、特殊化，而应将中国经验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内容贡献给人类社会。

　　不应窄化中国道路的经验和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多数人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视为中国道路的主要内容。从哲学角度如何看待中国道路？

　　孙向晨：从哲学角度理解中国道路，需要将现代社会、文化传统的因素纳入进来，打开理解和阐释中国道路的视域。“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即将现代性话语体系视为一种科学性的真理，中国所要做的仅仅是如何去实现而已。当“民主”和“科学”以理性的形式、以人类的名义传播开来时，我们常常会忽略其来自西方文明的事实，而单纯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

　　尽管现代性根植于西方文明，但它一旦脱离其文化根基，采取理性的论述方式进行传播，就具有了其他文明可理解和可接受的可能性。近代以来，中国人汲取和接受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也正是因为这些理论以理性的方式说服和打动了我们。但需要看到的是，现代性因素在西方社会的良好运作根植于西方文明的传统，欧洲思想家对现代性的论述也是他们对自身文化传统和实践经验的提升。

　　中国道路的贡献在于，它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丰富了对现代性的理解，这同样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中国需要超越单纯经验层面的积累，通过实践经验、文化传统和现代性的互动，给出某种合理化的理论表达，从而被其他文明普遍理解和接受。因此，不能仅仅从经济发展模式角度看待中国道路，而应在更广泛、更深远的层面理解中国之于现代世界的意义。

　　传统必须应对现代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改革创新一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词，对中国而言，改革创新和承继传统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孙向晨：改革创新和承继传统之间似乎存在巨大矛盾，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传统会成为创新的负担。但历史证明，我们既无法全盘照搬根植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也无法舍弃自身的文化传统。传统是历代先辈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和智慧宝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完全抛弃自身传统去实现完全的创新；每个成熟的国家，其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均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即便今日看上去非常新锐、时尚的事物，也有着古老的思想元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自然而然地成为创新的基础和源泉。传统和创新如何嫁接？我认为，关键在于传统必须应对现代文明的检验。一方面，传统要想成为创新的助力，必须借助理性方式的重新阐述。这需要哲学工作者以理性方式对传统进行全面、重新的论述。另一方面，对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的尊重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准，必须以这一标准对传统中不好的内容进行扬弃。经过理性方式的重新阐述和现代性的洗礼，传统才可以成为改革创新的保障和助力。这项工作正是今天中国的哲学工作者需努力承担的任务。

　　理论需要有前瞻性的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改革开放后，中国呈现出以实践为本位的发展趋向。在这种取向下，理论如何与实践相协调并对实践做出有价值的引领？

　　孙向晨：以实践为本位，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走出一条新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一大特色。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为我们从理论上认清现代世界、认清中国传统以及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赢得了宝贵时间。这种理论上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持续的学术积累、充分的对外交流和反复的实践检验，逐渐寻找到自身经验与现代性之间的接洽点。改革开放30多年后，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频繁出现“顶层设计”的概念并非偶然，这是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实践后的理论要求。将以往的经验、现代世界的实际和文化传统进行互动、嫁接、融合，理论上需要有前瞻性的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正在实施中，在中国道路面临新的挑战之时，我们应该在思想上做好哪些准备？

　　孙向晨：我们在思想上应做好的准备，就是特别要重申改革开放之初的那句名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方面是当我们面对世界各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时，要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我们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时要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自信是建立在对现代世界通透的理解以及开放的态度之上的。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自身文化传统时，要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对待文化传统不能自轻自贱，而应以极大的敬意，满怀信心地去阐释和吸纳。在应对新的挑战时，如何既保持自信，又不形成新的教条主义，重点就在于实事求是。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仍然是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