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一部伟大的崛起历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谢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请他从历史、政治等角度，解读新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

　　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持续并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及经济发展？

　　布拉迪克：很显然，中国经历了飞快的经济及社会变革，这是中国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就近期而言，中国的政府决策取得很大成效，中国社会也愈来愈自如地应对生产模式、社会分配及市场消费等领域的全球性变化。最近几十年里，尤其是最近30多年，中国的发展速度十分显著，这也引领了它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角色的深刻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工业化进程对于推动中国实现富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具有关键意义。同时，工业化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您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能否结合英国工业革命的历程，谈一谈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如何实现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布拉迪克：多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速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社会挑战。19世纪，英国工业化迅猛发展，同时也深受一些社会问题的困扰。只有从历史的、客观的角度出发，探讨人类如何一步步迈向今天，才能为未来的创新发展奠定更加牢固的思想基础。

　　这对任何国家的政府治理而言，都是重大挑战。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便是中国政府在确保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结果，体现了人、自然、社会之间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中国不再一味追求GDP增长，而是将重心转移到可持续发展上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这是一个睿智的选择。

　　正确决策引导自身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的飞跃性发展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正确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府有力的宏观调控下高效运行。请您剖析一下政治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指导性作用。

　　布拉迪克：这要从“集体行为模式”角度来分析。为了确保集体的利益，需要个人付出一些代价或牺牲某些利益。在处理这种情形之时，政府的力量远比市场的作用大得多。由于个人利益的驱动，许多个体存在“搭便车”的心理。因此，在“集体行为模式”中，为达到集体应有的效应，非常有必要发挥政治的力量。近些年，在很多领域，比如水资源利用、移民、网络、银行监管、环境政策等领域，都体现了政治因素的重要性。

　　各国在全球化发展中相互依存，忽视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史都不可取。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实行市场经济，也是运用“集体行为模式”的体现。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良好结合，在中国多年来的发展中得到了印证。我认为，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国活跃于国际舞台，成为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您如何看待几十年来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布拉迪克：我期待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在这种世界格局下，社会经济政策将更为多样化，全球经济对单个地区的依赖将越来越小。中国有能力也有很多机会，与其他国家携手并肩，确保经济稳定发展，并一道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环境变化、疫情蔓延及全球不公等潜在威胁。

　　中国社会的国际形象一直在不断提升，全世界遍布大批中国留学生、企业家和旅游者，这都是中国社会变迁的表现，也彰显了中国的活力和雄心。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很好的发展趋势，为全球文化创造了极大的多样性。

　　在国际社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下，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之中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经济体，无疑对金砖国家乃至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产生了重要作用。您如何评价这一点？

　　布拉迪克：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金砖国家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作为其中最大的经济体和对外贸易的主体，中国的作用日益凸显，作出了建设性贡献。这既有助于中国的国内稳定，更有利于国际和平。中国不仅是世界多边外交机制和行动的参与者，更是建设者和贡献者。我相信，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中国将会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