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中外兼修，其《狂人日记》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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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外国文学学科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其中有收获，也有偏颇，值得我们回顾和总结。时至今日，我们的“拿来”必须建立在自信和互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妄自菲薄或盲目自大。然而，在大量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为激活思辨能力、拓展文学视野、推动中国文学多维发展的同时，我们有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淹没在林林总总的其他主义之中？有没有忘却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终究或者主要是为了繁荣、发展和强健中国文学这个母体？

　　颠倒的次序：先外国后中国

　　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本是一枚铜钱的两面；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先有外国文学学科，后有中国文学学科。这是因为我国文学古来无史。《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常常彼此割裂、不相杂厕。再则，在古代即或诗词歌赋稍有地位，戏剧和小说也是不登大雅的“倡优之术”，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援引孔子曰：“是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

　　国人真正看重文学、视文学为学科则是在“百日维新”，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首先，“百日维新”“托洋改制”的“体”“用”（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改良派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思想的一个显证。1898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我国第一次自主引进外国文学，从而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提出了译事三字经“信、达、雅”，而且亲力亲为。“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字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梁启超的小说群治论更是振聋发聩，令时人耳目一新。王国维则直接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1904）。

　　其次是五四运动。如果说“维新变法”取法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明确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了。同时，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五四“文学革命”作出了三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学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气的功用。

　　此外，我们还必须承认，作为中国文学学科基础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由俄国人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之后又有了日本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等分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或文学史纲。而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文学史一直到1904年方始现身，它便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不仅不包括戏曲和小说，而且与其说它是文学史，不如说它是国学史。除了诗词歌赋，它还包括群经文体、诸史文体、诸子文体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修辞学等

■巴金小说《寒夜》（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初版） 资料图片　　

　　错位的关系：偏废拒斥与饥不择食　　

　　且说中学和广义的西学（外学）不可偏废。这本应成为常识，但事实并非如此。综观70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第一，苏联模式影响了前3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从而使我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后40年又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来者不拒地拥抱西方，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与学术范式，其中包括苏联东欧文学文化和自身的红色文学文化，而且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所在皆是。当然，这是另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借冯至先生的话说，我们好像“总是在否定里生活，但否定中也有肯定”。第二，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必要的总结和反思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科自身的经验和教训，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中国文学学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派，对于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同心圆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将大有裨益。

　　具体说来，我们的问题是引进照搬多，分析甄别少；学科壁垒高，“拿来”门槛低。换言之，西方文学和学术思潮潮起潮落，迅速推搡我国相关主义和学术方法的顺化。从叙事学、符号学、心理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生态批评、后人道主义到后之后，以及身份、身体、创伤、流散、空间等等，心潮逐浪，衍生出海量的论文和专著。

　　尽管近年来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和审美批评的复归明显改变了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的格局，但有理有节、既坚定又包容地避免机械唯物主义，确立相对独立的审美维度，依然是我国人文知识分子亲历时代变迁、参与学科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也是时代精神的定海神针和价值平衡器。

　　南朝有《述异记》，谓“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这个寓言犹如“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之说，逐渐成就了一个典故，后人遂以“烂柯”指时间倏忽，喻时移世易，如白驹过隙；沧海桑田，犹麻姑往复。于是，我们也便有了诗人刘禹锡“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这样的名句。而今，世界正以空前的加速度一日千里地飞跃、奔腾，蓦然回首，恍若隔世，须臾之间就换了人间。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敢懈怠，更不敢因为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夜郎自大、淡忘了道光年间以及之后的血的教训。

　　忘却的传统：研究外国文学志在中国文学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彷佛是对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隔世回应。面对人类的无数危机和劫难，后者曾经不无感慨地叹惋：“也许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却了出发的初衷。”

　　作为外国语言文学工作者，我们义不容辞，肩负着交流互鉴的责任。“人文化成”（《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诗性的滋润、诗意的化合，更需要大家的参与和奉献，否则我等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新时代的“烂柯人”。而我们的服务对象首先是中国文学这个母体。

　　曾几何时，我们的前辈们，无论是“鲁郭茅”“巴老曹”还是冯至、钱锺书、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等，都是“双枪将”。他们一手是外国文学，另一手是中国文学。尤其是在学科越分越细的背景下，他们还念念不忘“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钱杨伉俪甚至连“做游戏”都不忘拿中国文学起手。譬如他们用一个字概括一个作家，谓鲁迅的作品是“挤”出来的，郭沫若的作品是“唱”出来的，巴金的作品是“说”出来的，朱自清的作品是“做”出来的，如此等等。而这一个“挤”字了得，盖因它既是风格，也是内容：谓作品凝练，犹挤出一半；做人纯粹，则像孺子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反躬自问，当下我国外国文学学者对中国文学母体的关心和参与明显不足。这固然有学科发展自身的问题，但不能否认的首先是我们自觉的关怀少了。我们在潜心关注外国文学，甚至追捧外国文学的同时，是否无意间成了“烂柯人”呢？面对海量的中国文学（年产纸质长篇小说就超过万部、网络长篇小说逾200万部），我们是否已经恍然若梦、无从下手？

　　己犹不擅，何以善人？人类大同的怀想必须建立在民族复兴的基础上，否则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一定会把世界引向歧途、引向末日。而文学无疑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协调道器和内外左右的有效平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