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冷战史研究不断向两个方向拓展：一是继续深化已有冷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叙事，并进行持续的反思和冷战史的史实重建；二是探讨冷战在国家层面和跨国层面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立体的冷战图景。《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张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应属后者。

　　借助来源广泛的已刊和未刊档案资料，该书追溯了冷战前半期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美国中国学既受大环境的裹挟，某种程度上屈从于冷战国家安全需求，又主动争取权力分享，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智力支持。美国中国学研究专家不断在国家安全、社会责任、学术伦理和价值追求间寻找平衡。全书从上述视角出发，尝试探讨四个问题：“冷战需求”与美国中国学之间的关系、以中国学为代表的区域研究的内生动力和外在影响力、美国中国学学者的个人际遇与选择、美国中国学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压力与推力：冷战政治的影响

　　二战改变了美国学术界一向秉持的自由独立学术传统，大量学者投身到为美国政府服务的工作中去，官智关系加强。及至战后，一方面，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势力迅速扩张，亟须大量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区域研究来为政府对外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对人类“未来道路”的竞争，也使美国迫切需要各种专门知识。亚洲地区得益于中国文化的长期深刻影响，新中国的成立对美国构成意识形态挑战，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寻找更有效的对华冷战政策。中国学由此卷入极具争议的官智互利与互斥的旋涡中去。

　　冷战使政治与学术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随着战后中美关系走向敌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受到国内政治右转带来的巨大压力。该书复原了美国中国学界经历的一场麦卡锡式的“大清洗”：诸多“中国通”遭遇无辜牵连，太平洋国际学会与远东研究走向衰落。其中发挥作用的，不仅有美国政治右翼和所谓公众“舆论共识”的力量，中国学团体内部因政治异见而产生的分歧倾轧，也是主要的推动因素。不过，美国中国学并未由此陷入停滞与倒退，冷战政治需求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关注、引导并资助中国学发展。该书揭示了战后美国中国学发展乃至海外传播的一条隐蔽路径，即官方引导下的中国学知识生产和应用。这种引导，其一是为增加对中国和亚洲的了解，使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亚洲政策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其二是要以中国学知识为工具，由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应用到针对中国的冷战行动中；其三是希望利用学术和教育本身的特质，进行一场“争夺心智”的思想与文化战争。

　　美国中国学在研究旨趣、学科发展和海外传播方面均打上了冷战的烙印。在研究旨趣方面，中国学更多关注当代中国问题，强化了对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和多学科方法的应用，这又导致中国学内部学科分布的变化和学科权利的分化。在学科规模方面，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中国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诸多研究机构建立起来，招生数量不断扩大，各种公开和隐蔽研究项目的设立，刺激了研究中国的兴趣，学术队伍随之不断扩大。这样的发展并非没有代价，学者们不得不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与政治需要结合起来，在特定时期，甚至“衡量一名中国学家的学术生涯是否成功，往往要看他是否得到一份华盛顿提供的工作，而不是看他是否出版了一本开拓性的著作”。

　　在海外传播方面，美国官方出于加强对中国的认知及抵消中国在亚洲国家文化影响力的目的，大力扶助美国中国学的海外传播，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亚洲中国学的创生。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知识、方法、理论框架也随之得到了传播。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受到政治力量的打压和引导，美国中国学并未失去其独立地位，彻底沦为冷战斗争的工具。

　　张力与韧性：专业精神和咨政效果

　　战后美国中国学乃至整个区域研究，对美国冷战政治和对华政策的影响，是该书关注的又一重点。二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中国学作为冷战政治工具的作用不断增强。相应地，中国学专家和学术研究成果对美国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跌至低谷。在“立场先行”的政治环境下，曾为美国政府效力的大量“中国通”被驱离原有工作岗位，多元学术观点无法通行，亦不能对美国外交政策做出有效的批判或建议。正如作者所说，“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传统派思想在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占据了上风，美国对华政策才表现得异常僵硬，很少松动的迹象”。换言之，冷战初期符合美国彼时冷战政策与宣传需要的传统派中国学的声音占据上风，无法形成对美国僵化对华政策的批判力量。此外，当时海外中国学界的内部分裂，事实上从政治异见蔓延到学术争论，明争暗斗贯穿了整个中美对峙时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社会理性回归，中国学专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学术对政治的影响力逐渐得到恢复与认可。该书认为，其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因为在亚洲的冷战和热战连续受挫，美国的“战略错位”逐渐暴露，国内高涨的“冷战共识”随之衰退，反思的呼声为中国学专家提出调整对华政策的主张释放了舆论空间；而19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为美国改变对华敌对状态提供了客观契机。二是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的迅速成长。相较于上一辈的中国学学者，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尽管缺少旅居中国的经验，却“更加熟悉美国政治的本质……理解美国的政策是在国会、五角大楼和华盛顿其他机构充分“蒸馏”后，发生一系列的反应之后才最终形成的”。三是美国中国学专家在冷战期间广泛参与到行政机构的信息和情报活动中，帮助美国决策者认识“美国的敌人”，而这一所谓“认识”本身就是一个镜像的过程，中国学专家构筑起来的中国形象，不可避免地混入了社会、文化因素乃至个人观点，而这种中国形象又反过来为社会大众与政策制定者所了解，从而影响对华政策的制定。

　　作者在第五章末尾总结，表面上看，1972年美国的对华政策调整是政府高层少数精英闭门决策的结果，但解开表层，很容易看到其过程中力量的多元化特征，而从决策层观之，无论基辛格还是尼克松本人，他们的思想均受到其时学术界研究和知识界声音的影响。

　　启示：知识分子正确抉择

　　该书为读者揭示出冷战大背景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与政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政治力量用各种方法对学术研究进行引导和干预，学术和学人则潜移默化地对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产生了影响。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变迁背后所包含的复杂因素的理解，能够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冷战及其辐射效应的认识。书中论及的战后美国官智关系的嬗变，及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无疑有着鲜明的冷战烙印。正是由于冷战对抗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国际政治或军事领域，而是扩展到思想、文化和社会层面，学术研究才因此被卷入冷战对抗的旋涡之中。无论是中美尖锐对峙时期美国中国学遭遇的挫折，还是理性回归后学术压力集团的积极作为，都是冷战的重要剖面。而政治—学术互动关系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变化，特定时期夹缝中生存的知识分子的徘徊和抉择，均值得我们持续进行思考。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