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全球已形成一种共识，即有必要对国际秩序进行相应变革。这种变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

　　70多年前，随着二战的结束，各国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并广泛沟通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和宗旨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当前，国际关系事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国际社会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和新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使联合国宪章和宗旨得到遵守和发展，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智慧。应该说，战后国际秩序的若干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适用，但对照新的国际关系现实，战后国际秩序也存在诸多不足，这些不足在现今的国际关系实践中愈发地凸显出来，这就反映出国际秩序需要不断加以变革和完善。

　　稳定与变革的一体两面

　　当前国际秩序的框架是在二战后搭建的，其主要特征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相继建立以及这些组织在国际事务管理中的功能得到承认和应用。经过70多年的实践检验后，战后国际秩序的若干核心原则依然是现代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和平与稳定得以缔造、国家间能够和谐相处以及国际社会能够避免毁灭性打击的基石。一是“主权独立”原则。主权独立是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国内公民能够尽可能提高生活福祉的根本性前提。《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不干涉内政”，这可以使各国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施行有效的国内治理，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二是“各国平等”原则。《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这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各国自然禀赋不同，地缘政治环境各异，国内治理情况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各国的国家实力存在重大差别。主权平等原则体现了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拥有平等地位的基本原则，为各国之间平等相处、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法理依据。三是“集体安全”原则。《联合国宪章》对武力的使用作出了明确的限定，这可以防止滥用武力从而造成不可控的风险。四是“大国协商”原则。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具有重要话语权，由于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体系中都拥有较大影响力，这对于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极为关键。五是“安全”与“发展”并重原则。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国家安全是各国政府首要关注的问题，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政府就无法集中精力和资源来聚焦国内发展。同时，发展是国家安全得以维系的基础，没有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强大的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

　　上述原则体现了战后国际秩序积极进步的一面，从战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文明的进步等方面看，这些原则为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以及为各国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起到了无可否认的正面作用。因此，战后国际秩序的上述原则应该坚定地加以维护。然而，战后国际秩序也存在很多不足，国际秩序中支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发挥作用，在很多时候甚至被抛弃。在当代国际体系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等情况仍时有发生。

　　战后国际秩序之所以存在种种问题，是因为其存在先天不足，同时诸多国际机制没有跟上时代步伐。先天不足，是指战后国际秩序并非完全具有代表性，基于在制定战后国际秩序过程中的话语权，西方国家把关键国际机制的建设尽量往符合本国国家利益的方向靠拢，这就使得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充分表达。同时，战后国际秩序并没有跟上时代步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对战后国际秩序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美国虽然在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只是把这种国际秩序当成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工具，在很多时候对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随意加以歪曲和滥用，在发动、参与局部战争和对外干涉中无视联合国的地位和功能。二是冷战思维依然延续。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维持了广泛的同盟体系和准同盟体系，北约、美日同盟的功能在冷战后得到了强化，把中俄作为主要的潜在对手，给大国关系的健康良性发展蒙上巨大阴影。三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日益反映出战后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性。新兴大国相对力量的上升，守成大国相对力量的下降，造成了国家间权力对比的重大变化，各方围绕权力、资源和话语体系的重新分配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如今，虽然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性框架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但变革已经发生并将继续。

　　挑战及变革方向

　　由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框架与当今国际关系事实之间存在诸多不相符之处，两者之间张力凸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国战略关系的长远稳定性面临考验。就中美关系而言，由于两者相对实力的缩小，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明显上升，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恶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频频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政治精英决策层的反华色彩浓厚。在此背景下，中美战略互信无法有效构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任重而道远。就美俄关系而言，两者因乌克兰问题、北约扩展势力范围问题、美国执意退出《中导条约》、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等问题而陷入僵局。就中日关系而言，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美日同盟等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的梗阻和不稳定性的诱因。大国是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主要因素，而当前的国际秩序并不具备有效的功能来消解上述分歧。

　　第二，国际社会的管理赤字凸显。近年来区域性或全球性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局部冲突、战乱时有发生，恐怖主义袭击频发且方式方法不断变化，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等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新场域，各大国围绕太空间规则制定权、话语权、技术竞争的博弈异常激烈，不同多边机制之间的互斥性突出，欧美极右翼政治思潮风起云涌。国际关系中的老问题和新议题，要求战后国际秩序不断进行调整和适应。

　　第三，全球经济的全面恢复和持续发展面临困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反映出国际经济管理机构在运转方面的重大问题，即不能对金融资本主义进行有效监管，在全球性经济问题出现后缺乏有效应对的能力，这反映出国际经济秩序亟待深层次的改革。当前全球经济并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发展速度差距明显，国际分配正义问题日益突出，诸多国家缺乏支撑经济增长的创新动力。从深层次看，这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结构设计的不合理性以及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存在紧密关联。

　　种种迹象表明，国际社会正处于旧秩序将退未退、新秩序将出未出的转型过渡期，没有变革，延续70多年的国际秩序就难以为继。从当前的国际关系事实看，国际秩序的变革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景。一是在主要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调整中，新兴力量和守成力量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和博弈，互不妥协。这种调整方向将导致大分裂的世界前景，即部分大国延续冷战思维，各国及各集团之间分化对立，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各种纷争、紧张对峙不断，危机频发。二是现有的主要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能够以公平正义作为调整方向。这种调整方向将导向大融合的世界前景，即世界各国秉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经济领域能够取长补短、广泛合作、合作共赢；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能够摆脱囚徒困境思维、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积极倡导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文化领域能够交流互鉴、美美与共。在这两种前景中，第二种前景明显更符合人类发展福祉，也是全球各国人民的主流心声。

　　随着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全球已形成一种共识，即有必要对国际秩序进行相应变革。这种变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应该说，中国提出的关于国际秩序变革的诸多理念和主张，为推动全球善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