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大帆船——现代早期跨太平洋互动”会议现场兰旻/摄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关于贸易、海上航行等问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然而，西方学者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基本在大西洋以及环大西洋地区的商贸活动，太平洋地区海上贸易，特别是环太平洋地区贸易与海上航行，还有很多的空白。这些空白在最近几年被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并开始进行学术研究。”9月27日，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的“马尼拉大帆船——现代早期跨太平洋互动”博雅德信工作坊上，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在主持时表示。工作坊邀请了来自西班牙、墨西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讨论了马尼拉大帆船在太平洋上的活动情况以及产生的影响，美洲白银输往亚洲港口的数量和流向，大帆船贸易中的宗教文化交流等问题。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韩琦在发言中指出，通常人们一看到马尼拉大帆船，往往会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大帆船贸易是中国和拉丁美洲的直接贸易，二是认为这是一种自由贸易。实际上，大帆船贸易是一个以菲律宾为中转站，中国商品运往拉丁美洲的间接贸易。在开始的一段时间，贸易是自由的，但很快就形成一个贸易垄断体制，成为由西班牙控制的垄断贸易。

　　韩琦表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是西班牙驻菲律宾殖民当局的生命线。1565年菲律宾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贸易航线开通后，一度畅通了中国经过菲律宾与美洲的自由贸易，但是好景不长。这一贸易冲击了宗主国西班牙原先在美洲的贸易，且导致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等亚洲国家，同时不利于菲律宾当地的殖民拓殖和工农业的发展。因此，从1593年开始，菲律宾殖民地宗主国西班牙便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除了对与中国的贸易做出了种种规定之外，还从航行的次数、船队的规模、商品的数量、关税数额等方面对大帆船贸易进行了限制，实行了“许可制”制度、货票制度、整批交易制度等，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贸易垄断体制。由于贸易垄断本身的弊病，再加上其他西方国家的挑战，最后导致大帆船贸易的终结。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副教授李毓中通过对1620—1681年马尼拉海关货物税史料的研究，论述了白银从马尼拉输往亚洲港口的数量及其流向。他表示，有关美洲白银运往亚洲，进而对世界社会及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重视，且试图对输往中国的美洲白银数量进行估算，目前已有许多丰硕且多元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除了皮埃尔·查努（Pierre Chaunu），使用一手的印地亚斯总档案馆材料外，多数研究主要仍是建立在片段且不连续，或是非主管关税事务官员的报告等基础上而推论得出的数据成果。李毓中以一份1681年因马尼拉高等法院法官迪亚哥·维格（Diego Antonio de Viga）控告海关官员渎职，因而西班牙命令马尼拉当局将1620—1680年抵达菲律宾贸易船只货物税海关清单誊抄副本送回西班牙作为法庭证物的珍贵史料，在此史料的数据基础上，讨论这60年马尼拉对外贸易的概况，同时推算亚洲各地区以贸易形势所取得的美洲白银数量。他认为，几乎所有材料都可以证实美洲白银是通过太平洋贸易最后到菲律宾的，有90%流向了中国。他进一步指出，研究数据表明，关于自明朝以来缺少白银的问题并没有因西班牙的美洲白银通过马尼拉流往中国而得到解决，可能此后从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带来的欧洲白银才解决了清朝的银荒。

　　马尼拉大帆船研究涵盖了1565—1815年连接西属美洲殖民地和亚洲的跨太平洋路线的多个方面，包括货物的流通、物品的消费、文化的交流。墨西哥国立人类学与历史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副主任罗伯特·洪科（Roberto Junco）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了连接物、人、思想的船只，特别是其建造和结构。档案馆资料的不断发掘使得这些大帆船可以被重建，此外，大帆船停靠的地点也被不断地发现，这些都有助于学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大帆船的建造和结构，由此从不同视角还原当时大帆船贸易的盛况及其影响。他指出，大帆船从亚洲到拉美，通常需要航行6个多月，在这250年间这条航线是最长的，其间会遇到各种困难，这对船的坚固性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并进一步说明了船只的建构和材料。此外，他还通过翔实的考古资料，介绍了两个半世纪不断增大的船只尺寸，从一开始的几百吨到一两千吨。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淼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景德镇学院讲师翁彦俊则从沉船瓷器这一视角，分析了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帆船贸易。刘淼指出，16世纪至19世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帆船”贸易作为早期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既是沿线各国包括中国、日本、菲律宾等为主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同西属美洲殖民地及欧洲西班牙等国在内的各种物产、物资、人员大流动的通途，又是沿线各地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过程。他还介绍了中国东南海域、南海、菲律宾地区等发现的相关沉船资料的情况，并结合陶瓷窑址发现资料、沿线港口遗址考古资料以及墨西哥等拉美地区考古发现资料，探讨了这一海洋文化发展变迁的历程。翁彦俊则通过墨西哥恩森那达（Ensennada）发现的16世纪沉船瓷器以及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顾塔（Guthe）收藏的在菲律宾出土的瓷器，探讨了大帆船贸易的起始时间和早期贸易性质。

　　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东亚艺术与物质文化硕士项目专任教师辛塔·克拉埃（Cinta Krahe）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吴杰伟从文化视角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克拉埃介绍了这两百多年间不同时期大帆船运往西班牙哈布斯堡的中国瓷器。吴杰伟则着重谈了大帆船贸易在宗教国际化和本土化中的作用和影响。他指出，大帆船贸易既是天主教传播的途径，也是天主教在菲律宾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大帆船贸易既是文化传播的手段，本身也是文化传播的接受者。菲律宾的天主教衍生出很多本土化的表现形式，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安迪波罗女神信仰和黑耶稣信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于施洋则从20世纪80年代末在马德里皇家历史学院发现的一份1613年手稿，即《堂胡安·德·门多萨从秘鲁利马城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城及中国之行记述》入手，探讨了1583年秘鲁进入中国的一次失败探索。她在还原其作者门多萨1583年6月到南澳岛附近，辗转潮州、广州、肇庆，8月底抵达澳门的经过后，发现该记述在他抵达澳门后到1584年5月这段时间存在空白。经与同期西语史料比对，发现门多萨试图在澳门取得贸易权并采购货物运往秘鲁，但被菲律宾官方派人强力取缔。于施洋认为，究其原因，其资本确属强取豪夺，但更重要的是，大帆船贸易之初，西班牙对中国策略尚面临争论，而西葡之间、美洲殖民地内部也存在利益争夺。

　　主办方指出，梁启超曾说太平洋海权问题是20世纪第一大问题。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在21世纪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并在近两年与19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与拉美跨太平洋贸易和文化互动有着250多年的历史，马尼拉大帆船在双方贸易与交流中曾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大帆船不是中国官方垄断、朝贡贸易，而是自发泛海、生生不息；不是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之间点对点的买入卖出，而是在亚洲、美洲之间建立起穿梭30多个港口、翻越安第斯山脉的密集网络；不仅意味着溢价和奢侈品，而且更多地通过日用瓷、棉布等影响到广大中下阶层；不仅仅涉及货物、技术的输出，也涉及明清白银货币化和诸多农作物的引入。马尼拉大帆船这段历史，与欧洲进行的殖民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内生于拉美、拉美内生于中国的相互融通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