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历史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他9次讲“以史为鉴”，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这个重要讲话赋予历史空前重要的政治地位。

　　历史之于治国理政

　　政治现代性意味着人民性，人民主权是现代各国都接受的一种共同价值。但是，如何让人民主权落地，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制度化形式，否则人类政治就没有那么多困惑了。

　　“历史终结论”推销人类最终、最好的政府形式，它也曾经刺激一些国家转型并追求这种普遍化的制度形式，但这些国家的治理绩效依然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就是制度与本国的历史文明脱节。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制度本来还是世袭制或者封建制，政治上非要嫁接一个代议制民主，结果旧社会结构非但得不到改造，反而强化了古老的社会制度，从而演变成形式上的大众民主、实质上的寡头制或封建制民主。将外来制度嫁接在本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上，有效治理只能是水中月。

　　扎根于中国大地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奉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拥有今天如此巨大之成就。在政治理念上，以“社会”为“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文明基础；在根本政治制度上，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使得大一统国家得到延续，作为大一统的“集中制”更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人民性。因此，中国所以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所保障的一统性和人民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产儿，也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传播者。

　　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

　　历史对于理解共产党和治国理政尚且如此重要，更别说对于政治理论的重要性了。事实上，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只不过在传播过程中非历史化了。

　　政治学上最为普遍接受的政治、国家等基础性概念，都是马克斯·韦伯根据欧洲国家史而总结出来的，所以政治被界定为作为稀缺资源的权力的分配过程，国家被定义为特定疆域内的暴力垄断者，因而政治、国家都是讲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韦伯的定义都是欧洲史的总结，即碎片化“多统”势力为图存在展开的常态性残酷竞争；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既有以国王为中心的行政权，也有国王搞不定的诸侯以及他们为制约国王而组成的议会，从而形成分权与制衡。欧洲的国家来的很晚，欧洲史主要是社会史——以自治性封建制为主要特征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性国家即民族国家，在政治学理论上必然是韦伯所界定的政治或者国家。

　　但是，中国历史自始就是国家史或政治史，“大一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秩序观。尽管有改朝换代，但大一统政治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秩序而非欧洲式的竞争性分配资源（权力），从而形成了政教一体化的礼法之治。这样，韦伯式政治概念就很难有效地解释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中的“政治”。同理，韦伯式国家观大概也很难解释基于大一统史观而塑造的中国这个“国家”。如果说欧洲是“战争制造国家”，中国则可以被视为大一统史观塑造的国家，二者的“国家性”有着巨大差异。

　　如果说“政治”“国家”这些政治学上的最基础的概念都具有历史情景性，更别说其他的一般性或者中观性概念了。可以说，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流行概念都具有语境性，或者说属于“地方知识”，是事实性的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路径。中国史之于历史政治学的资源丰富程度更是毋庸置疑，历史政治学用于中国政治史研究将会产生众多的概念性知识。

　　历史政治学的多重功能

　　历史政治学不但具有强大的知识论功能，更重要的还有事关政治合法性的史观的培育功能。长期以来，主宰中国政治学的先是欧陆的制度主义即以代议制为核心的分权制衡学说，接着是美国式的理性选择主义即强调个体权利的自由民主政治学，用这些学说所塑造的史观去衡量中国政治，其严重后果不言而喻。因此，中国急需新政治学以塑造新史观。

　　“历史政治学”几个字并不时髦但却是一种新政治学——寻找重大现实政治/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和时间性因果关系，其中尤其强调历史本体论问题，即历史的属性。显然，历史政治学的“中国性”色彩浓厚。产生于社会史的政治理论能否适用于以政治史为主要属性的中国，离不开历史政治学的鉴别。更重要的是，用历史政治学的史观去认知、衡量中国政治，其结果肯定完全不同于产生于异域的制度主义政治学或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还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从而催生一种新的政治思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都需要社会科学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科学成果，因此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出路非社会科学化不可，而历史政治学则可以充当儒家学说社会科学化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以史为鉴，在实践上能够以历史映照现实从而实现良政善治，在理论上则有助于形成“中国性”社会科学并培育正确认识政治的新历史观，同时也必将是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突破口。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