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意识到资本与形而上学之间存在一种共谋关系。他发现败坏黑格尔哲学的不仅仅是他的唯心主义，还在于他持有的政治经济学立场，即对资本抱有一种总的无批判的态度。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形而上学与资本具有姻亲关系，现代性的实质就是理性形而上学借助资本逻辑实现对人的抽象统治。

　　计算范式与进步范式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的启蒙时代。启蒙运动以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革命姿态彰显出自身的精神实质：一方面，确立了理性不容置疑的价值优先权；同时，将人设定为理性主体，使得所有事物都需要作为“对象”接受人的谋划、设定。另一方面，以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命题确立了对科学技术功用价值的推崇。在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看来，“人类能够解答一切难题，克服一切障碍，完成一切探索”。潜藏在这种现代性精神中的隐秘目的——最大限度获取统治、支配的权力——使启蒙跌落为工具理性崇拜，其后果是由计算范式与进步范式形成的抽象统一性支配了世界。

　　米尔斯认为，计算范式意味着“原则上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控一切。这就是世界的祛魅。计算和技术可以为人服务，理性化的要义就在于此”。在计算范式的限定下，数学理性取代了神话，任何事物在未被知晓之前都被设定为数学上的未知数，需要通过严密的公式计算进行推理。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言，“对于启蒙运动而言，不能被还原为数字的，或最终不能被还原为太一的，都是幻想”。于是，差异性与多样性、特殊性与矛盾性、历史性与超越性等都在计算范式的支配下消失殆尽，评价标准统一于数量。

　　将知识等同于力量，意味着知识越多，力量越大。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这种知识观蕴含一种永不停顿的哲学，“它的规律就是进步。昨天看不到的一点就是它在今天的目标，而且还将成为它在明天的起点”。现代社会以这种哲学理念为根基，使得一种不可逆转的进步范式扎根在自身基底中。一方面，进步范式极大推动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基于计算范式，进步与否的标准被简单化为量的持续增长。这种量的进步观造就了一种自我否定的意识形态，手段变成目的，人本身已经没有意义，甚至如尼采所说，“在进步的幌子下，会使人变得更卑贱”。

　　交换原则与增殖原则

　　随着计算范式与进步范式渗入到整个现代性的建构中，数学理性作为把握世界的抽象同一性逻辑，变成了新的神话，呈现为不可抗拒的社会强制，并促使现代社会生成新的等级化形式。但是，通过推理逻辑发展而来的一般思想及其在概念领域的权力，必须建立在现实的权力基础上。正是马克思率先揭示出，观念领域的权力支配关系以资本为媒介才在现实中获得世俗基础。

　　计算范式的本质是以“数”摈除一切不可度量之物。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中，计算范式中的“数”表现为抽象的“交换价值”。以“交换价值”为基础，根植于计算范式之上的交换原则得以形成，并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马克思指出，“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交换价值本应依附于商品存在，但在资本增殖活动中，交换价值成为交换行为的唯一目的，一切商品生产劳动都围绕交换原则展开，交换行为的不同目的都统一于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中。交换价值的抽象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成熟而获得了一个标准的计算尺度，即作为交换价值符号化身的货币。货币的出现使得计算范式暗含的“一切消融于量化”的倾向达到了巅峰。货币的购买力使其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绝对的权力，进而转化为货币占有者的本质力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过货币的这种魔力，“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货币—资本权力由此产生。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增长必须在资本增殖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增殖作为资本的本性，是进步范式作用于资本的产物。在进步范式的统辖下，“量的增殖”成为衡量进步的唯一原则，增殖原则成为资本权力得以扩张的力量。进步范式的无限性使得资本增殖并不存在“满足的极限”，因此，资本增殖就变成了决定性的、占统治地位的、包罗一切的目的。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严密的计算和管理，控制具体生产流程，由此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如果说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支配尚且仅限于生产领域中的少数群体，那么资本增殖所必需的资本流通则使资本权力的支配成为整体性的。资本流通的强制性使得资本在一切地点建立起从属于自身的生产方式，使它们接受资本权力的支配。资本以一种人们普遍遵守的规则为基础建立起强大的资本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人的全部活动都必须依照资本逻辑进行。

　　作为形而上学运作的抽象统治

　　通过交换原则与增殖原则，资本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了现代理性形而上学的进步范式与计算范式，资本权力上升为支配整个社会的普遍性权力。在这一权力关系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从“形式上的从属”过渡为“实际上的从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被抽象化为“物与物的关系”，资本权力的形而上学本质即“个人受抽象统治”，在现实中不断彰显。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可见，马克思认识到，“抽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资本权力宰制着人们的现实生活。而“抽象”之所以能成为“统治”，正与资本的本性有关。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要求把一切都纳入资本逻辑的抽象同一性之网中。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抽象力量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宰，在它的暴政下，人与物的关系被颠倒，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进一步说，“抽象统治”是资产阶级社会拜物教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形而上学现实运作的资本逻辑的抽象同一性统治无处不在。这是因为，资本的物化对人产生了物役性，它成为一种独立的主体对人进行统治。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不再直接以统治和奴役的人际关系表现出来，它们进行了自我伪装，掩盖于物的社会关系之下。因而，人们受价值—资本的抽象同一性统治，这种统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就是拜物教观念。

　　总之，“个人受抽象统治”表现为资本对现实生活的宰制，其抽象统治力量的实质是形而上学抽象同一性原则的专制。在理性形而上学的支持下，资本获得霸权，并成为现代人个性解放的根据和尺度。然而，资本与形而上学的联姻，树立了一个虚假偶像。两者共同的抽象化和形式化本质，使之成为夷平一切差别的恐怖力量，人的一切棱角和个性都被磨平，世界被彻底同一化。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