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属于东周小邦，相关文献记载也相对薄弱，但因其复杂的族姓和建政历程而备受历代学界关注。20世纪70年代中山王陵发现之后，关于中山国历史的许多谜团逐渐被解开。但有关中山之俗的问题，并未有丝毫之修正，中山民众“不事稼穑、游戏作巧、悲歌慷慨”之风俗，似乎已成历史定论。近年来，滹沱河、唐河流域中山考古新发现迭出，许多考古新证据渐次揭示出中山之俗的原本面貌。因此，有必要对相关文献记载作进一步的考证和澄清，以求复原中山之俗的历史真相。
中山之俗的文献记述
关于中山之俗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吕氏春秋》之载的前段内容比较客观，其核心就是“以夜继日……固无休息”，但其句末为中山之俗定下了“亡国之风”的基调。此后各代的诸多文献，不仅全盘承袭这一基本观点，而且更有层累之渲染和附会，总之将中山之俗归入恶俗之列。《史记·货殖列传》：“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该文将中山之俗的根源追溯至殷纣遗风，明显是一种牵强附会。《盐铁论·通有》：“赵、中山……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宋、卫、韩、梁好本稼穑。”此文将中山与赵并提，并与中原核心诸侯国的“好本稼穑”相比，以彰显中山之俗的“好末”“不务本”。《汉书·地理志》：“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巧奸，多弄物，为倡优。”该文几乎是《史记》和《盐铁论》的综合版。
自此，中山之俗的恶名基本上已成历史定论，归纳起来有两个要点：其一，中山民众不事农桑之本，而喜好奸巧机利之末业。其二，中山民众平日相聚游戏，善乐好歌，悲歌慷慨。不仅如此，由于《盐铁论》《汉书》将赵与中山相提并论，将中山之俗简单地叠加覆盖于赵俗之上，由此“悲歌慷慨”之类亦成为赵俗的标志。直至近代，“悲歌慷慨”又成为燕赵之地风俗的一个突出象征。回顾历代文献关于中山之俗的记述，由最初比较单纯的中山之俗，到与殷纣相联系的历史淫风遗俗，再到赵、中山并提之俗，最终到燕赵一统风俗，其中层累叠加的附会成分逐渐增多，在纵横两个方面增扩了中山之俗的原本内容，致使中山之俗的历史原貌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
有关中山之俗记载的变异和附会，其根源起始于《吕氏春秋》。此书除了将中山之俗简单草率地定性为“亡国之风”外，最大的问题是并未具体记述“以夜继日……固无休息”的背景详情。因此，极易使人们将其与“康乐歌谣”联系起来，从而得出“以夜继日而为游戏歌谣”的结论。单凭文献梳理与考证，很难辨识出《吕氏春秋》之载背后的真相。所幸近年考古证据链逐渐清晰，我们方得以窥见有关中山之俗的历史原貌。
中山考古的物证线索
太行山脚下滹沱河、唐河之间的地域，春秋时期属于鲜虞国的范围，而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核心疆域则基本沿承了鲜虞的故地。鲜虞之名，或来自滹沱河支流鲜于水，或是中原华夏族对北疆地带的北方民族的称呼。鲜虞国位于晋国的东北边地，历春秋一代，“晋伐鲜虞”之类的记载，屡见于《春秋》《左传》。但终春秋之世，晋国始终未能攻克鲜虞。大约自春秋晚期起，中山之名开始与鲜虞互见于文献，尽管两者之间前后联系的详情尚存在诸多缺项，但有一点得到文献与考古证据的同时支持，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山在核心疆域、国民主体及文化特色等诸多方面，均承袭了鲜虞的传统。因此可以说，魏灭中山之前的早期中山之俗，应是春秋鲜虞之俗的延续和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滹沱河、唐河流域东周考古发现的积累愈来愈丰富，从春秋鲜虞到战国早期中山的文化发展脉络日渐清晰，其中涉及中山之俗的考古学实物证据，主要出土于各种类型的墓葬，反映在葬制、葬俗及随葬品等方面，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墓葬形制。春秋时期流行石块垒砌或堆叠的积石墓，战国时期积石墓比例下降，普通土坑墓比例上升。其二，随葬品构成。一般包括风格迥异的两种体系：一组是鲜虞文化特色的青铜鍑、瓠壶、金盘丝、兽形金牌饰等，代表着北方民族的文化特性；另一组则是中原风尚的青铜鼎、甗、罍、敦、匜等礼器。其三，殉牲之制。春秋至战国早期流行殉葬羊、牛和马等牲畜，常见殉葬形式为头部和脚蹄部分。
葬制与葬俗最能反映出墓主生前的身份及生活情态，因此是最具文化属性的物化证据。与中山之俗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是殉牲，其反映的应是中山民众的生业经济形态，亦即中山之俗的物质经济基础。根据河北省行唐县故郡遗址战国早期25号殉葬坑的统计，共计殉牲近400具，其中羊所占比例高达82.8％，包括山羊和绵羊；其次是牛和马，分别为9.7％和7.5％。这一比例虽然并不能代表畜牧业的真实构成，但至少反映了羊在畜牧业中的首要位置，而羊的高比重正是畜牧业发达的重要指标。
墓葬所见的考古证据表明，春秋鲜虞至战国早期中山时期，经济形态大致以畜牧业为主，或者至少是畜牧业与农业并举。在畜牧业中，牧羊所占的比重最大。这一推论的依据还有两个明确的旁证。首先，滹沱河—唐河一带的积石墓、殉牲及北方系随葬品等因素，均与桑干河流域及燕山一带的墓葬特征相类似，而后者属于北方畜牧民族的文化已得到学界的公认。其次，燕山一带自西周晚期以来，气候趋向干冷，至春秋时期虽有转暖但降水稀少。农牧交错带因此南移，迫于畜牧生业的压力，部分北方族群南迁，滹沱河—唐河流域的鲜虞很可能与南迁的族群有关。因此，根据诸多考古线索提供的证据链可以推证，至少在战国早期以前，以牧羊为主的畜牧业在鲜虞—中山国的经济形态中占据着核心位置。这一点正是揭开中山之俗原貌的关键依据。
中山之俗的历史真相
如果战国早期以前的鲜虞—中山国以畜牧业为主，则《吕氏春秋》所载中山之俗的内容需要重新审视。综合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证据，这段文字大致存在三点谬误之处。
第一，行为背景之误。将牧羊人以悲歌驱散长夜孤寂的值夜守护，混淆误会于不事稼穑的侈靡行为。畜牧业与农耕业在生产方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较大规模的畜牧业需要对牧场进行规划和经营，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牧场的四季转场和短期轮换。在畜牧方式上需要搭配与协调，例如，较固定的营地与临时营地、圈养与散养、昼放与夜收等。在大多数情况下，牧羊人轮值守夜成为一种常态。值夜人在漫漫长夜之中的弄乐悲歌，恐怕不仅仅是为了驱散寂寥，更多的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民族学方面的证据，畜牧民族能歌善舞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所谓“以夜继日……固无休息……歌谣好悲”云云，应是牧羊人工作的一个侧影。而这种习惯很可能也融入日常生活中，由此成为一种民族习俗。战国早期以后，畜牧业的比重开始逐渐下降，但这种生活习俗却依旧较长期地保留延续。以中原农耕民族的角度来看，这种异族的习俗固然有些特别，但若将其归为丑行恶俗，恐怕有些狭隘武断而有失公允。
第二，时间区间之误。将战国早期以前的鲜虞—中山之俗，替代混同于战国中后期的中山之俗。《吕氏春秋》所载的中山之俗，录自周威公与晋国屠黍的谈话，考其时间大致在魏灭中山的年代区间，因此所反映的情况当属战国早期以前的风俗习惯。文献及考古资料均表明，战国早期以后即中山复国后的晚期中山文化，与前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原化比重大幅度增加，生业模式转为以农业为主，儒家文化日渐兴盛，此一阶段的中山之俗也必将相应发生巨变。因此，关于中山之俗，我们需要因时动态地观察和评价，不能将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混为一谈。
第三，草率定性之误。将畜牧业生产方式附带产生的一种生活习俗，简单而草率地定性为“亡国之风”。生业模式往往直接造就和影响人群的生活习俗，北方族群的民族特性塑造与畜牧业有着广泛而直接的因果联系。农耕族群和畜牧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与认同误解本属正常，但不宜将其升级为道德评判，轻易定性为“亡国之风”。而《吕氏春秋》之后的文献，不仅沿袭了这种谬误，而且不断增添、层累新的误解。例如，将殷纣遗风作为中山之俗的来源，由此来证明中山之俗的本源之恶。甚至还将一些“椎剽掘冢”之类的民间普遍罪行，杂烩于中山之俗之内。而“家无斗筲，鸣琴在室”之类的评价，更是充满了讥讽。总之，一旦将中山之俗定性于“亡国之风”，似乎便可以收纳归入诸多丑恶俗行。此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儒化教育形式，但对于史实记载与考证并不妥当。
综上，如果纠正《吕氏春秋》所载中山之俗的三点谬误，则可以基本复原中山之俗的原本真相。所谓“以夜继日……固无休息……歌谣好悲”等，大概只是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一种附带习惯，并且已融入日常生活习俗之中。简而言之，“以夜继日”是一种值夜劳作，而非不务正业只为“游戏歌谣”，而“歌谣好悲”只不过是辛苦作业的一种衍生习俗。
根据新的考古证据与相关文献的综合考证，有关中山之俗的历史定论需要重新审视和修正。所谓中山民众“不事稼穑、游戏作巧、悲歌慷慨”之风俗，其本质背景应是畜牧作业过程中附带而生的一种生活习俗。中山之俗原貌的澄清与复原，对于深入探索中山族姓、国民成分及经济类型，尤其是对于重新认识中山国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