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及全球治理尚未从疫情带来的沉重打击中恢复。受访国外学者表示，中国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时代背景，明确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是继“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成立之后，应对全球治理失衡的重要“中国方案”，被视为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中国愿景”。

　　疫情加剧全球不平衡性

　　受疫情冲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工作遭受重创。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所述，议程涵盖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呈现停滞不前甚至逆转倒退趋势，一些领域数年来的成果不增反减。报告称，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1600项短期社会保障措施，但仍有40亿人尚未得到社会保障覆盖。2020年，世界上有7.2亿—8.11亿人面临饥饿，比2019年增加了1.61亿；全球极端贫困率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上升，全球重返极端贫困的人增加了1.19亿—1.24亿人。若这一趋势持续下去，2030年消除贫困的目标必然难以实现。

　　谈及此，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图罗·维杰瓦尼向记者表示，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许多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变得愈发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以及众多研究人员都意识到并承认此现象。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极端贫困问题仍旧突出。在实行高福利政策的部分欧洲国家，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问题。此外，国际社会在抗疫政策方面体现出了严重的不均衡，明显与知识和财富的不平等有关。对于国家间不平等现象的恶化，一些国际合作机构无力控制，而不平等反过来又加剧了疫情在很多国家的流行。

　　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资深经济学家王燕告诉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在经历衰退期后，全球经济目前正处于80年来最不平衡的复苏阶段，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4%，而到2023年将下降至3.8%。由于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全球经济复苏将呈现两极分化态势——主要经济体仍旧保持强劲增长，而大多数中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则落后于发达国家。

　　国际分歧根深蒂固

　　美国推行的经济单边主义造成持续的俄乌冲突、愈演愈烈的能源危机等，正加剧当前疲软的全球经济治理，这些挑战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断。一些落后国家由于无法接轨全球市场，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停滞。基于此，王燕表示，在全球层面，应加大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和消除风险的努力。基础设施的水平，对保持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因疫情暴露了其基础设施体系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如卫生保健人员短缺以及医院病床、呼吸机、口罩等卫生医疗资源匮乏。

　　维杰瓦尼认为，“不可否认，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危机，要消除经济遇冷等疫情带来的种种后果依然长路漫漫。例如，2020年巴西的GDP下降了3.9%，直到2021年才有所恢复。然而，对国际关系而言，疫情本身并没有带来实质性变化，它只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增加了国际合作的困难度。事实上，许多国际摩擦及国家间分歧在疫情发生前就已根深蒂固”。

　　维杰瓦尼继续谈到，与14年前因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相比，当前疫情危机处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之下。2022年，中东欧地缘政治的变化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际经济全球化造成巨大冲击。1980—2020年的40年里，全球化及相关理念对国际关系及政策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中东欧地缘政治的变化使国际安全议题再次提上日程，对当今全球化发展也构成了挑战。如果全球化真正陷入危机，各国将被迫寻求独立的解决方案，对于国际合作的信心也会大幅下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如何继续加强国家的主导作用以及提高在南北协定中的自主地位。

　　“在讨论美国对俄政策时，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曾提出，其实自2014年以来，全球不确定性风险就已日趋上升。美国应为今天的俄乌冲突负主要责任。”维杰瓦尼说，美国在二战后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它利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和财政实力，在不断进行霸权扩张的同时，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传播、价值观灌输及文化渗透，从而笼络更多的“美国理念”追随者。即使是对“最亲密”的盟国如欧盟成员国及日本，美国也经常对其施加强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商业领域。另外，在全球气候、世界贸易与投资、国际合作等领域，美国的外交政策往往只代表自身利益，尤其是美国内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集团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和西欧实际控制下的许多重要国际组织和机构，如七国集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表现欠佳，未能充分履行它们在促进全球发展复苏方面的义务。对此，王燕认为，由于主流经济学长期被新自由主义主导，这些国际组织和机构出台的不少政策往往有损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后果是，由于发展资源极少被投资于经济和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许多国家被迫走上“去工业化”道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产业政策在一些多边及双边发展机构中一直是不被鼓励的“禁忌”。

　　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顾问丹尼尔·盖伊与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凯文·加拉格尔合写的评论文章《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复兴多边主义是生死攸关的议题》，写道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和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正面临巨大压力。全球化本身也在摇摆不定，这令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感到懊恼。然而，几乎很少有人谈及这对世界上47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实质性影响，这些国家拥有10亿人口，其中1/4仍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可以说，全球金融体系早已荒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长的遴选过程曾多次受到批评，发展中国家普遍呼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以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候选人为基础，而非只有欧美候选人的行长遴选机制。希望建立来自边缘化国家的领导层，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定位，使之适应贫穷国家的需求，并赋予这些国家真正的发言权。

　　维杰瓦尼从经济学角度解释道，自中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财富就开始不断趋于集中。在20世纪，财富的集中与银行及工业资本的融合密切相关。在此方面，美国在世界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制度。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些落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甚至无力承担并完成任何国家工程。约瑟夫·熊彼特曾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是创新，而创新源于“创造性毁灭”。自20世纪80年代起，“创造性毁灭”目标的实现要求资本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高度集中，并需要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明显缺少这方面的能力，进而加大了当代国家间的发展差距。

　　西方国家援助承诺“失信”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致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声称通过国际抗疫援助、债务减免、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然而，现实表明，西方国家的援助承诺大多成为“空头支票”，因而饱受批评。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公开表示他对于富裕国家过度承诺、交付不足的失望——在这些国家承诺捐赠的超过10亿剂疫苗中，只有不到15%最终兑现。“我们不想要更多的承诺，我们只想要疫苗……现在是真正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了，而不是空洞的承诺。”谭德塞说。

　　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过一些官方发展援助，但这些援助均带有“附加捆绑条件”，即受援国必须推行利于巩固“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例如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等。王燕进一步分析说，“这些援助项目，在过去未曾、在将来也不会向受援国传授利用工业政策提升制造业的发展之道，以及攀登技术阶梯的实用经验”。

　　盖伊与加拉格尔在其文章中指出，发达国家的捐助者“不像以前那么慷慨了”，而美国也削减了几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预算。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重新分配援助方向或削减援助力度，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停滞不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30个成员中，只有5个国家履行了援助承诺。一些发达国家官方政府捐助者为逃避其应尽的义务，将官方发展援助重新定义和重新包装为“公私联合努力”。这一做法招致许多批评。

　　《自然》杂志刊登的《富裕国家的1000亿美元的“失信”承诺》一文指出，2009年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富裕国家做出了一项重要承诺——2020年之前，富裕国家每年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然而，这是个言而无信的承诺。2020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则直言，实际情况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并未实现。另一份来自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报告认为，综合考虑财富、过去碳排放数量、人口等因素，美国本应贡献1000亿美元气候援助目标中的40%—47%。相关研究对这些款项名义上的分摊份额进行多项分析后，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美国在国际援助领域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希腊也远未达到它们本应缴纳的数额。日本和法国转移的资金超过了其分摊份额——而且，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是以偿还贷款而非赠款的形式提供。

　　“全球发展倡议”克服发展瓶颈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持续乏力且全球增长动能不足等治理困境，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尽其所能地提供国际抗疫援助。而“国际发展合作”的概念也逐步取代“对外援助”，强调援助过程中的双向、多元和融合。

　　2021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述中方关于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主张。“全球发展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目前已有近百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明确表态，欢迎并支持这一面向全球开放的公共产品。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的各方，均高度赞扬“全球发展倡议”，并对该倡议在促进全球疫后复苏、解决全球性挑战方面提出的创设与思路表示肯定。

　　谈及“全球发展倡议”对于“促进建设一个更可持续和更强大世界”的意义，王燕表示，该倡议从凝聚国际发展合力的角度出发，展望“后新自由主义时代”和“后疫情时代”，是为推动世界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优先位置做出的坚定承诺，也是践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让任何人掉队”原则的重大举措，将有利于加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从而确保全球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一致性和可持续性。在贸易战和技术封锁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南北合作伙伴仍需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寻求有韧性、包容性的双赢方案。此外，该倡议将超越旧有的“南北援助”单一模式，通过南南合作实现国家的结构性转型，而南方国家致力于构建新型多边主义的努力，将继续得到深耕发展。

　　除中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曾陆续推出过涉及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和互联互通方面的相关计划。例如，欧盟曾宣布实施“欧亚互联互通”计划；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发起“蓝点网络”计划；美国总统拜登和七国集团领导人提出“重建更好的世界”计划。然而，王燕表示，这些西方计划更多的是一种“空谈”。与中国发起的“全球发展倡议”相比，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服务所需的复杂技术方面，它们不具备优势。事实上，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清洁水源、能源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仍是主要的发展瓶颈。例如，在阿富汗、也门、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伊拉克等国，清洁水源短缺是首要问题；巴基斯坦、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马尔代夫等国受制于能源不稳定的困扰；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尼泊尔等国，交通运输则是长期存在的发展瓶颈。即使在亚美尼亚、阿根廷和巴西等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王燕认为，“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几项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独立融资以及联合融资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以上国家克服了其面临的基础设施瓶颈。研究发现，建成营运的项目中有78%的项目帮助东道国缓解了本国的基建瓶颈，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道国重点部门的‘卡脖子’问题”。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说：“挑战是巨大的，但也有理由去怀有希望。”即使在经济下滑、冲突频发、不确定性加剧的今天，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这正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本质和初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