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着污染转移问题的争执，已经成为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全球化意味着各种资源的全球配置，相对于原材料、劳动力、技术等资源配置所受到的关注，污染源的全球配置问题长期以来是被遮蔽的领域。寻找便宜的海外垃圾场，将高污染企业转移至环保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环境污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对环境危机跨国转移因素的遮蔽，使得良好生态被刻意营造为发达资本主义优越性的体现。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对资本的从属思想，并暗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污染转移向殖民地正是这种从属形式的表现，可以成为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垃圾禁令”及其影响进行分析，使得发达资本主义环境治理的意识形态神话被打破。

　　马克思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生态寄生性

　　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体现在国家之间。《资本论》中提出，在殖民地能发现“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殖民理论“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西方列强以资本作为工具奴役和剥削殖民地国家的雇佣工人，从而转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殖民模式是资本主义寄生性的重要体现，而向殖民地转移污染也是这种寄生性的潜在形式。如果将掠夺市场和原材料等界定为经济寄生，那么《资本论》中所暗含的生态寄生也是资本主义转移自身矛盾的重要手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渐成熟伴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与实际从属，两者所对应的分别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从属指的是资本将更多的劳动力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实际从属则意味着在此基础上对劳动者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改造，这种改造或破坏也进一步延伸到生态环境领域。工业化不仅需要更多市场和原料，其所产生的废弃物也需要找更多地方排放。《资本论》中包含了资本家在国内和国外寻找垃圾填埋地的内容，并暗含了污染跨国转移作为劳动对资本从属形式之一的思想。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劳动是以人的身体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我们消耗从土壤中产出的各种物品，再以有机肥等各种形式回到土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后出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论》中以“物质变换裂缝”来指称这一过程。殖民运动中物质变换裂缝开始蔓延到海外。马克思以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为例作出说明，以农牧业为主导的爱尔兰向工业化的英格兰输送各种农产品，英格兰城市中生产的肥料并没有回到爱尔兰的土壤之中，这种物质变换裂缝和环境破坏由作为殖民地的爱尔兰所承担。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从生态学视角对这种从属形式作出详细论述，但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生态寄生思想。

　　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过程始终伴随着双方力量的博弈。随着劳动者对自身从属地位的抗争，20世纪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越来越呈现出人性化、隐蔽化的发展趋势。这不仅体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体现为二战之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统治的巩固与消费资本主义的形成密不可分。为了克服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而逐渐形成了一种消费资本主义，通过各种经济的、文化的机制来塑造民众的消费欲望，消费的不断升级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商品过剩的危机。

　　奈格里、哈特引入福柯的生命权力概念来界定这种模式，认为“生命权力是内在管控社会生活的权力形式，它时刻紧跟、解释、吸取和重塑着社会生活”。互联网时代是这种生命权力的全面升级，对社会生活的全面重塑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工厂内外的区分。在这一时代，尽可能地占有人们的闲暇时间以塑造消费欲望，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但消费资本主义的后果是对资源的极度浪费和废弃物的急剧增长，生产过剩危机的缓解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环境危机的加剧。国际资本将污染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不只是对于劳动力价值的榨取，而且是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身体吸纳为污染的直接承担者。另外，这种生命权力也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权。发达资本主义展现了一幅“消费天堂、生态乐园”的外在形象，与发展中国家所呈现出的“低消费、脏乱差”形成强烈对比。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地将这种对比与其制度优势相挂钩，资本所掌握的生命权力进一步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

　　垃圾禁令打破资本主义环境治理神话

　　在环境因素业已成为人们评估某种制度和文明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下，优美环境似乎越来越成为展示欧美资本主义先进性的标准。发达资本主义长期占据着生产链的高端环节，将一些高利润、低污染的产业留在国内，而将高污染、低利润的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随着各种消费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越来越庞大的生活垃圾也开始以垃圾贸易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供给侧”和“消费侧”污染转移的同时运转，成为其环境治理神话的重要支撑，发达资本主义的统治越来越依赖生态寄生。相对于“供给侧”的高污染产业的跨国转移所受到的广泛关注，“消费侧”的国际垃圾贸易近些年才逐渐受到关注。

　　发达资本主义在消费和环境之间维持平衡的重要秘诀就是“让他们吃下污染”。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现为一种自然异化，它谋求将自然（环境）彻底商品化而成为可以理性计算的对象，从而尽可能消除资本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新自由主义在当代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让他们吃下污染”的逻辑的生成。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我们）对于污染的敏感和抗拒，国际资本纷纷将污染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他们），以至于对环境成本转移的合理性的讨论成为经济学界的重要命题，“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够反映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了”。而不愿意“吃下污染”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觉醒也使得这种虚伪特性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中国等国家“垃圾禁令”的实施打破了发达国家“垃圾回收”工程的神话。以所谓可回收的塑料垃圾为例，在一般欧美民众的眼中，将用完的塑料瓶扔回垃圾桶的那一刻就完成了垃圾回收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以污染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而告终的。据统计，过去60年（截至2016年）世界上总共生产出了63亿吨的塑料垃圾，其中只有9%被回收，而剩下的则被焚烧、填埋或随意丢弃，从而带来严重的二次污染。美国实际的塑料回收率只有8%，一半多都出口给其他国家。随着各个国家向“洋垃圾”说“不”，发达国家的“垃圾围城”问题越来越凸显。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被神化，西方媒体刻意将良好生态与其制度形式相挂钩，塑造出一种西方制度包治百病的意识形态骗局，并有意地忽略了那些复制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这种逻辑漏洞的重要源头就是污染的跨国转移问题被有意地遮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坚持国际合作的原则，“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这一原则和理念应该成为全球的共识。“垃圾禁令”的实施，迫使发达资本主义正视并反思其生产方式的巨大浪费及污染特征，推动在国际共赢的基础上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