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北学宗师孙奇逢，常常被视为清代理学调和派代表人物。调和论常被批评为没有立场、和稀泥以及缺少创新，如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称，“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批评孙奇逢的调和策略是漫无标准，浮泛不着边际。实际上，孙奇逢并非无原则地调和，而是主张客观地指出各派的长处和短处，然后取其所长。他反复强调“不宜有心立异，亦不必着意求同”，“非敢为两家调停，道理固自如此”。
孙奇逢思想的特质是整合，而不是调和，“整合”与“调和”有本质不同，调和哲学立足于思想之“同”，手段主要是折中、妥协；整合哲学则立足于思想之“异”，方法是将各种思想归于其该有的位置，凸显其应有的价值。孙奇逢说：“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虽其间同异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所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孙奇逢眼中大儒的标准，一是学问有深造自得之处，二是平生能了结一件大事。既要有自己切身体悟的学问，又要有了结大事的能力，其学问才是真学问。对于一些“争是非、求胜负”的门户之见，孙奇逢强调要“平心探讨，各取所长”，“真切了当自己性命”。
孙奇逢在纯抽象的“道”的层面，力图实现不同思想的会通融和。他说：“凡异而同者皆道之全者也。异为真同，同为至异。见异于同乃可辨道，见同于异乃为见道。”通过见异于同的“辨道”，见同于异的“见道”，最终把握“道之全者”。同而异，异而同，构成道之全体。道之体为同，道之用为异。孙奇逢认为：“不同宜求同，所谓南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未至于同，万不可强不同以为同。”“不同宜求同”，但又“不可强不同以为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彼此沟通理解的基础，故“不同宜求同”；但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思想注定不会完全一致，故“不可强不同以为同”。
调和哲学的典型做法如王阳明以《朱子晚年定论》调和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冲突，认为两者有相通之处，即“朱陆早异晚同”，借此平息朱熹与自己学说的争议，强调朱熹晚年思想与自己已经完全一致，无须争议。顾炎武对王阳明的这一做法非常不满，痛斥其“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孙奇逢一方面非常认同《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朱熹晚年悔悟后，其学问宗旨与陆、王心学主张趋同，因而朱、王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议之处；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否定朱熹早中期思想，反而是非常肯定的。孙奇逢将朱熹思想分为闻道前与闻道后。闻道前即物穷理，以开发钝根之人为主；闻道后豁然贯通，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则利根、钝根兼收。因此，闻道前虽有局限性，但在一定范围内其思想仍有价值。孙奇逢反对“以未闻道之先，强合于既闻道之后”，这里他用的方法就不再是调和，而是在整合朱熹前后期的思想，并进一步整合朱、王两家思想。他认为朱、王两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曰：“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殁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殁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朱学所长是“求之事物”，王学所长是“求之心性”。朱熹后学其病在实，阳明后学其病在虚。实病需泄，虚病需补。因此，朱熹与阳明实虚相合正好达到互补。孙奇逢既坚信《朱子晚年定论》所谓朱王之同，又强调两者之异，似乎是自我矛盾，实则前者是着眼于“全体大用”之道的高度，后者则是着眼于具体的器物之用的层面。
在整合朱王的基础上，孙奇逢又进一步整合理学各家各派。他说：“周之无欲，程之主敬，朱之穷理，陆之本心，王之良知，皆从浩博中体认精微；所谓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无非说约之旨耳。”孙奇逢认为，周敦颐、程颐、朱熹和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各有特点，都是从不同角度阐释儒家思想，都有存在的价值。他提出“学问须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主张兼收并蓄，会通百家。在此基础上，孙奇逢形成了他的整合哲学思想。虽然孙奇逢的整合思想不可能像现代整合哲学那样体系完备严密，但基本理念和肯·威尔伯基本一致。威尔伯认为，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存在价值，都可能观察到一些不完整的真相。
孙奇逢相信“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把学术与世运联系起来，认为学术是世运的根底，是影响世道盛衰的大事，学术兴则世运盛，学术废则世运衰，世运不盛便是儒学出了问题。孙奇逢历时三十余载著《理学宗传》，力图对儒学正本清源，拯救世运，成书时他已是83岁老人。
《理学宗传》对儒学道统进行了重构。首先是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11位理学家为“大宗”，这11人是理学的宗主；其次是从汉到明的历代名儒，包括董仲舒、申培、毛苌、王通、韩愈及程门弟子、朱门弟子、陆门弟子等，为理学发展的羽翼，是辅线，是“小宗”；再次是补遗部分，为儒释夹杂而近禅者，如张九成、杨简、王畿、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刘宗周等，但孙奇逢仍认为“补遗诸子皆贤”，为“别宗”。最重要的当然是“大宗”，其次是“小宗”，再次是“别宗”。这样一来，有主有辅，有内有外，有“大宗”“小宗”“别宗”之分，儒学道统的谱系就建立起来了。《理学宗传》之“理学”并非通常所说的“宋明理学”，而是泛指儒学。因此，其所展示之道统，实则儒学道统之谱系。孙奇逢所著《理学宗传》是整合哲学的代表作，其对儒学的整合与重构奠定了儒学的近现代形态。
清末曾国藩亦是以综合百家思想闻名，他博采诸子学说，综合汉学、宋学，兼收程朱、陆王，即使对佛教、基督教的合理思想，也予以吸纳。在兼收并蓄各家各派的基础上，曾国藩形成了自己的学问体系。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期间，撰文称赞孙奇逢为直隶四先正之一，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仍在阅读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并对其有所批评：“阅《理学宗传》中朱子、陆子。孙氏所录朱子之语，多取其与陆子相近者，盖偏于陆王之途，去洛闽甚远也。”曾国藩所不满者，是孙奇逢的整合思想中仍残留的调和论观念，因此曾国藩在孙奇逢整合哲学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然而遗憾的是，他后半生戎马倥偬，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整合思想体系。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北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