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学宗师孙奇逢的整合哲学
2020年08月25日 09: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25日第1996期 作者:梁世和

  明清之际的北学宗师孙奇逢,常常被视为清代理学调和派代表人物。调和论常被批评为没有立场、和稀泥以及缺少创新,如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称,“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批评孙奇逢的调和策略是漫无标准,浮泛不着边际。实际上,孙奇逢并非无原则地调和,而是主张客观地指出各派的长处和短处,然后取其所长。他反复强调“不宜有心立异,亦不必着意求同”,“非敢为两家调停,道理固自如此”。

  孙奇逢思想的特质是整合,而不是调和,“整合”与“调和”有本质不同,调和哲学立足于思想之“同”,手段主要是折中、妥协;整合哲学则立足于思想之“异”,方法是将各种思想归于其该有的位置,凸显其应有的价值。孙奇逢说:“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虽其间同异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所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孙奇逢眼中大儒的标准,一是学问有深造自得之处,二是平生能了结一件大事。既要有自己切身体悟的学问,又要有了结大事的能力,其学问才是真学问。对于一些“争是非、求胜负”的门户之见,孙奇逢强调要“平心探讨,各取所长”,“真切了当自己性命”。

  孙奇逢在纯抽象的“道”的层面,力图实现不同思想的会通融和。他说:“凡异而同者皆道之全者也。异为真同,同为至异。见异于同乃可辨道,见同于异乃为见道。”通过见异于同的“辨道”,见同于异的“见道”,最终把握“道之全者”。同而异,异而同,构成道之全体。道之体为同,道之用为异。孙奇逢认为:“不同宜求同,所谓南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未至于同,万不可强不同以为同。”“不同宜求同”,但又“不可强不同以为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彼此沟通理解的基础,故“不同宜求同”;但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思想注定不会完全一致,故“不可强不同以为同”。

  调和哲学的典型做法如王阳明以《朱子晚年定论》调和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冲突,认为两者有相通之处,即“朱陆早异晚同”,借此平息朱熹与自己学说的争议,强调朱熹晚年思想与自己已经完全一致,无须争议。顾炎武对王阳明的这一做法非常不满,痛斥其“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孙奇逢一方面非常认同《朱子晚年定论》,认为朱熹晚年悔悟后,其学问宗旨与陆、王心学主张趋同,因而朱、王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议之处;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否定朱熹早中期思想,反而是非常肯定的。孙奇逢将朱熹思想分为闻道前与闻道后。闻道前即物穷理,以开发钝根之人为主;闻道后豁然贯通,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则利根、钝根兼收。因此,闻道前虽有局限性,但在一定范围内其思想仍有价值。孙奇逢反对“以未闻道之先,强合于既闻道之后”,这里他用的方法就不再是调和,而是在整合朱熹前后期的思想,并进一步整合朱、王两家思想。他认为朱、王两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曰:“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殁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殁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朱学所长是“求之事物”,王学所长是“求之心性”。朱熹后学其病在实,阳明后学其病在虚。实病需泄,虚病需补。因此,朱熹与阳明实虚相合正好达到互补。孙奇逢既坚信《朱子晚年定论》所谓朱王之同,又强调两者之异,似乎是自我矛盾,实则前者是着眼于“全体大用”之道的高度,后者则是着眼于具体的器物之用的层面。

  在整合朱王的基础上,孙奇逢又进一步整合理学各家各派。他说:“周之无欲,程之主敬,朱之穷理,陆之本心,王之良知,皆从浩博中体认精微;所谓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无非说约之旨耳。”孙奇逢认为,周敦颐、程颐、朱熹和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各有特点,都是从不同角度阐释儒家思想,都有存在的价值。他提出“学问须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主张兼收并蓄,会通百家。在此基础上,孙奇逢形成了他的整合哲学思想。虽然孙奇逢的整合思想不可能像现代整合哲学那样体系完备严密,但基本理念和肯·威尔伯基本一致。威尔伯认为,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有存在价值,都可能观察到一些不完整的真相。

  孙奇逢相信“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把学术与世运联系起来,认为学术是世运的根底,是影响世道盛衰的大事,学术兴则世运盛,学术废则世运衰,世运不盛便是儒学出了问题。孙奇逢历时三十余载著《理学宗传》,力图对儒学正本清源,拯救世运,成书时他已是83岁老人。

  《理学宗传》对儒学道统进行了重构。首先是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11位理学家为“大宗”,这11人是理学的宗主;其次是从汉到明的历代名儒,包括董仲舒、申培、毛苌、王通、韩愈及程门弟子、朱门弟子、陆门弟子等,为理学发展的羽翼,是辅线,是“小宗”;再次是补遗部分,为儒释夹杂而近禅者,如张九成、杨简、王畿、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刘宗周等,但孙奇逢仍认为“补遗诸子皆贤”,为“别宗”。最重要的当然是“大宗”,其次是“小宗”,再次是“别宗”。这样一来,有主有辅,有内有外,有“大宗”“小宗”“别宗”之分,儒学道统的谱系就建立起来了。《理学宗传》之“理学”并非通常所说的“宋明理学”,而是泛指儒学。因此,其所展示之道统,实则儒学道统之谱系。孙奇逢所著《理学宗传》是整合哲学的代表作,其对儒学的整合与重构奠定了儒学的近现代形态。

  清末曾国藩亦是以综合百家思想闻名,他博采诸子学说,综合汉学、宋学,兼收程朱、陆王,即使对佛教、基督教的合理思想,也予以吸纳。在兼收并蓄各家各派的基础上,曾国藩形成了自己的学问体系。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期间,撰文称赞孙奇逢为直隶四先正之一,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仍在阅读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并对其有所批评:“阅《理学宗传》中朱子、陆子。孙氏所录朱子之语,多取其与陆子相近者,盖偏于陆王之途,去洛闽甚远也。”曾国藩所不满者,是孙奇逢的整合思想中仍残留的调和论观念,因此曾国藩在孙奇逢整合哲学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然而遗憾的是,他后半生戎马倥偬,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整合思想体系。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北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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