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起，以段义孚（Yi-Fu Tuan）和安妮·布缇梅（Anne Buttimer）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广泛吸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等人的思想，以此来开展地理学研究，促成了景观研究的蓬勃发展。到20世纪末，景观研究遭遇了短暂的研究低潮，主要原因在于经典现象学指导下的景观研究过于强调个体的能动性，脱离了历史和物质语境，因而遭到不少研究者的批判。21世纪初，在后现象学的推动下，学界又掀起了一股景观研究的热潮。后现象学景观研究吸纳了经典现象学景观研究中重视生活世界和具身实践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景观研究的进路。

　　后现象学首先由技术科学研究者唐·伊德（Don Ihde）提出，其意在修正经典现象学中过于明显的主观主义色彩，并转向对人类体验层面的特别关注。基于此，后现象学景观研究借鉴了梅洛·庞蒂、德勒兹、布莱恩·马苏米等哲学家的主要思想，其中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深度（depth）等概念；德勒兹和马苏米关于运动、情感等概念的思考奠定了后现象学景观研究的基石。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所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解构了文化/自然的二元对立，强调非人类的能动性和人类同等重要，就此促进了后现象学景观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首次明确提出后现象学景观研究的是约翰·威利（John Wylie）和密歇·罗斯（Mitch Rose）。他们跨越了建构主义、现实主义和经典现象学的藩篱，从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对实践过程中自我和景观的关系进行了有力论述。

　　威利通过运用后结构主义中的思想，提出了新的景观本体论和认识论。他借鉴梅洛-庞蒂的“深度”和德勒兹的“褶皱”概念来阐释景观中蕴含的张力。梅洛-庞蒂将深度描述为一种无限嵌入和分离的地平线。而威利认为，深度是一种媒介，在这个媒介中感知主体和被感知的世界相互渗透。德勒兹的“褶皱”概念推动了深度和景观概念在后现象学视域下的发展，并超越了以特定的个人视野来描述景观的研究方法。德勒兹认为世界由连续的“褶皱”构成。据此，威利认为，景观就是深度的褶皱生成物。景观描述是一种过程的、内在的拓扑学。因此，从认识论的层面来说，景观既不是观看也不是被看。具体地来说，景观既不是人们通过凝视所看到的物体，也不是特定的观看方式。景观一词应该被定义为我们所体验到的物质和情感。威利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了景观的本体论，他认为景观是“一种感知自我与世界的创造性张力”。此外，威利还通过借用德勒兹的“情感”（affect）概念来探讨自我和景观之间的关系。“情感”这一概念准确地描述了经验和身体体验的领域，这些领域不仅涉及自我形塑，而且也涉及自我和景观感受的形成。情感“暗含在运动和物质结构——光、颜色、形态和情绪——中，它也暗含着自我和风景、步行者和地面、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独特感觉。因此，景观最好用我们的行为和感官所交织的物质性和感受性来描述”。可以说，威利通过强调景观的过程性和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经典现象学中过于强调“无差别”主体与其主观体验的弊端，因而在后现象学景观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虽然罗斯和威利都提出要运用后现象学的方法和理念来推进景观研究，但是二者的进路却有所区别。罗斯在坚持现象学本位的情况下，通过概念化的方式从景观中找出其“文化”属性，并将其视为标记或铭刻在景观上的存在。罗斯认为景观是一种基于基本感受和具身感受的、包罗万象的综合体。与威利一致的是，罗斯也在其研究中引入了德勒兹的“褶皱”概念，但是却突出了关怀（care）的部分。罗斯的观点在关怀地理学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除此之外，非表征理论也为后现象学景观研究注入了活力，这与学界出现的操演转向（performative turn）、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不无关系。具体来说，非表征理论关注景观的具身实践性、操演性等多个方面。非表征理论的提出者斯瑞夫特（Nigel Thrift）认为，以往的研究将景观视为被观看的客体，或一种观看方式，又或一种话语和符号，本质上都是“僵化的地理学”。据此，他提出运用非表征理论在日常生活的“湍流”中研究人类和景观的相互作用。非表征理论强调人类是世界的栖居者而不是观察者，是多感官的参与者而不是分离的观看者；人类运用身体的全部感官来参与世界；人类有实际的存在（身体），而不是仅拥有智识、没有实体的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非表征理论并非是反对表征，而是对表征理论的一种有力补充。非表征理论者认为，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远远不只是表征的，这种理解往往是一个调动感官和前认知的过程，所以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不能仅进行一种知识层面和心理层面的解读，更要关注身体在人类与物质世界联系中的作用。除视觉外，身体和感知也是人类获取知识的最基本来源。因此，景观不仅仅是经典现象学中所谓的意向性客体，还应包含人类与物质世界联系中存在的非认知层面的身体感觉。这也是为何在后现象学景观研究中，众多学者十分重视走路、攀岩等身体运动在形成景观与地方认知方面的重要作用。非表征理论强调景观的联系性、过程性和生成性，并指向景观的生命力论。在其指导下的景观研究往往会包含诸如韵律（rhythm）、具身性（embodiment）、物质性（materiality）、移动性（mobility）和流动性（fluidity）等核心概念，并在运动（movement）中或者湍流（on-flow）中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

　　得益于后现象学景观研究的助力，21世纪初期见证了景观书写的兴起。海登·洛里默（Hayden Lorimer）、凯特琳·德西尔维（Caitlin DeSilvey）、杰西卡·杜博（Jessica Dubow）、密歇·罗斯、约翰·威利等学者通过景观书写呈现记忆、历史、文化和景观的关系。海登·洛里默试图通过对个人传记、记忆等来论述土地、人类生活和人类知识相互交织的方式。杰西卡·杜博同样关注自我与景观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申经验在现象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罗斯和威利主要通过带有鲜明主体性的景观书写来展示景观与自我的关系。威利认为，“通过写作实践，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不同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形成并改变的”。此外，他进一步指出英国文化地理学者进行景观书写的独特性在于他们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自我的体现和对世界的现象学理解，以及对自我的偶然性、断裂性的后结构理解；他们的关注点是不同的自我意识和景观如何通过写作等实践而产生和变化”。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方面，后现象学景观研究是经典现象学景观研究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前者也是对后者的修正和进一步发展。伴随着后现象学在学界的兴起，后现象学景观研究也将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本文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019TS093）资金资助）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