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学的兴起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事因缘”（陈寅恪语），它不仅赓续先秦儒学传统并对之作出了创新转化，而且构成近现代新儒学反思“现代性”的文化资源。儒家文化无疑以经典为其载体，先秦以来任何时代的儒学家在思想传承或创造的过程中，都无法置身于经典世界之外而另辟捷径。如果以“唐宋变革”为视域，将眼光从外部的佛老或魏晋玄学转至儒学传统的内部，就会发现中晚唐以来经学领域的“信经疑传”等新风气为宋代新儒学实现“思想突破”提供了内在契机；作为训诂之学的传统经学也被注入新的道学思想元素，而不得不面临一场诠释典范的转移。这一典范转移作为新儒学“思想突破”的一种表现，意味着汉唐经学传统被超越，并导致儒家经典世界的知识版图重新改写。因此，宋代新儒学其实是一场重建“经典世界”的文化运动。
汉唐经学嬗变与儒学复兴
文化的生命力往往依托于经典，因为经典中的知识内涵构成了文化的重要基因。上古中国自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被浓缩在儒家“六经”系统中，并在孔子时代就已基本成型。经典既以文本为载体，而文本又是承载思想的平台，从中转化出“经学”学术形态则始于汉代。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以及“五经博士”的制度创立，意味着经典向经学的转化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政治教化体制得以确立的保障。自此，经学作为一种文化知识体系，构成传统社会的文化意识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始终占据首要地位。
经学内容大致涉及唐虞三代至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几乎涵盖了政治、典章、礼法、历史、宗教及文学等各个方面。两汉时期随着今古文经学的交错与折冲，最终融为一套牢固的经学知识体系。两汉经学注重师法传承以及章句训诂，但这种“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程颐语）的唯知识论的学术取向，在宋代新儒家看来，不免遗忘了儒学本旨以及对“道”的发现和阐释，因为唯有“知道者”才是真儒学。
唐初经学一度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五经正义》标志着经学被定于一尊，而9世纪初“开成石经”的完成则意味着汉唐经学迈入了“统一时代”（皮瑞锡语），使得传统文化得到了经学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撑。然而，就在将经学与经典融为一体的整理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之后，随着“安史之乱”这一影响整个唐代社会根基的事变发生以及唐中期古文运动的兴起，在8世纪唐代宗时期，经学领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经典的“经义”而非“字义”开始受到关注，特别是啖助一系的新《春秋》学的出现为经典诠释带来了一股新风气。他们对经与传、注与疏之间的差异非常敏感，认为既要将经典各传进行打通，更要对经中的“道”或“理”作一番思辨抽取的工作；儒家之“道”贯通人之“灵府”、经典之“理”遍在于“事物”之中。而以往的经学阐释正是忽视了这一点，故有必要重新认识《春秋》在“救乱”“王道”“忠教”等政治、哲学及伦理等方面的意义。这种融贯经典义理以及“信经驳传”（吴澄语）的经学研究新风气注入了哲学批判和怀疑的精神，成为唐宋之际催动疑古改经思潮之先声。
宋初疑经思潮与理学化转向
唐宋之际新儒学兴起之初，新儒家首先须面对的是在批判总结汉唐经学之同时，如何对此实现“思想突破”这一课题。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对后孔子时代的经学史有一总体判断，认为汉魏以来的经学在实质上导致了“六经之旨”紊乱不已的后果。其因在于注解方式的陈陈相因以及经义层面的无所发明，经学著述表面上出现了“数千百家不可悉数”的繁荣景象，然而思想却被笼罩在“旧之注说”的框架内。显然，上述判断反映了宋初学界对汉唐经学的一般看法，孔子之后“六经之旨郁而不章”的现状正是宋初新儒家自觉必须进行“思想突破”的对象。
但是，新儒学想要实现义理建构，亦不能抽离于经典之外，因为经学仍是义理得以生存的文本基础，故问题在于欲摆脱汉唐经学之窠臼的同时，如何重建经学诠释典范。这就成为新儒家实施思想突破的首要课题。依陆游的说法，这场思想突破的导火索是由宋初庆历新政期间诸多儒者着力发明“经旨”的思潮点燃的：“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其实，这股思想动向也就是疑经思潮的开启，导致儒家经典《系辞》《周礼》《孟子》《尚书》《诗经》等都竟然被视作可疑的对象。随着这股疑经风气逐渐蔓延和扩散，引发了观念上的转变。故在庆历之后的道学奠基者程颐看来，由庆历至熙宁的各种新政或变法的政治运动，同时牵动了经学领域的变化，导致“本朝经术最盛”的局面。随着道学思潮的兴起，经学中所内含的义理也开始朝着“议论专一”的方向推向纵深。具体而言，所谓“经术最盛”应以刘敞《七经小传》及王安石《三经新义》为代表，且两者之间存在思想连续性。刘的经学虽只是“稍尚新奇”，而王的《新义》则显然“视汉儒之学若土梗”（王应麟语），对汉唐经学实现了全面超越。
问题是，这波宋初疑经改经的风潮是否对熙宁前后道学思潮有助推作用，疑经改经又是如何导致道学思潮中“经学理学化”之现象得以形成的。从道学视域出发来审视宋初新经学运动，则可发现正是由于对经学思想敢于怀疑甚至敢于对经典文本作“动手动脚”的删改，连带着传统经学注疏方式便不得不发生动摇，进而转出理学化的诠释方式也就事成必然。例如，程颐《周易程氏传》便是经学理学化的典型之作，甚至对宋明理学不无微词的清初大儒顾炎武对此也称赞备至。他断定在古往今来“无虑数千百家”的易学著作群当中，“未见有过于《程传》者”。当然，经学理学化的典范确立者则非朱熹莫属，他的《四书集注》开创了“四书学”的新典范。
“四书学”新经典的系统重建
新儒学运动从经学领域开始着手思想突破之际，便遭遇一个迫切问题：儒家经典如何重新安排以便为儒学复兴奠定文本基础。欲在“五经”的经典世界之外另辟蹊径，重建新经典绝非易事，这首先需要新的思想眼光。据《宋史·道学传》，二程基于道学立场，“表彰《大学》《中庸》”，以此与《语》《孟》并列。尽管二程并没有完成“四书学”的系统重建，但他们对《学》《庸》不仅进行了文本校勘，而且完成了“改本”工作，更在思想诠释方面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这项新经学研究为后来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建构“四书学”发挥了先导的作用。
自唐中期韩愈重《孟子》、而其弟子李翱特重《中庸》以来，便预示着在“五经”系统之外，仍有重要经典有待发现。特别是经过了宋初疑经思潮的冲击，《中庸》《孟子》先后得到了孙复、石介、范仲淹、胡瑗、王安石等儒者的大力推崇。而《大学》地位提升的原因，除了司马光撰《大学广义》进行表彰以外，要数二程的功绩最大。他们不仅分别删定《大学》文本，而且坚信《大学》乃“孔氏遗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强调儒家修身实践“当学《大学》之序”。至此，《大学》作为儒学“入德之门”的经典地位被初步确定。
基于二程的经学新观念，朱熹为《大学》重建了一套经传系统，即重组了经一章和传十章的结构，并为第五章补写了一篇“格物补传”。朱熹以其敏锐的理论眼光，从《大学》文本中提炼出“三纲领八条目”，以此为《大学》一经之总纲。随后以章句集注的阐释方式，逐一完成了“四书”的诠释工作，构建起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志的新“四书学”。而且，朱熹援引二程之说，强调学者用力须先从“四书”着手，“然后及乎《六经》”，从而为“四书”与“五经”的序列作出了重新安排，“四书”作为新经典逐渐越过《五经》而占据了首要地位。
从结构看，《四书章句集注》也与旧经学的注疏形式有很大不同：首先注明字音和字义；其次释文句或概念之大意；再次引述前人（以二程等道学观点为主）的各种注释；最后以“愚按”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朱熹四书学打破了以往的章句注疏体而开创了一种“新章句”体，将道学观念融于经典诠释之中，实现了义理与经典的内在统一，使《四书章句集注》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经学的著述体例，又在义理层面凸显了重构道学话语的特征。
无疑地，宋代新儒学是对汉唐经学的一场“思想突破”，新儒家着力于重建儒家“新经典”。与此相随的经典诠释也出现了理学化的转向，其典型标志便是“四书学”的形成，在哲学、经学、文化等各层面，有力推动了儒学的全面复兴。朱熹“四书学”建构了道学意义上的“经典世界”，其《四书章句集注》在13世纪后便已传入东亚周边各国，从而使原本属于地方性知识的“四书学”在东亚世界获得了普遍性意义，成为东亚儒学的重要思想财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