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追求真理的文明，先贤将这一追求真理的过程概括为“格物致知”。“格物”直训为至物，古人以“物”为自然万物，因此“格物”也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分析；而“致知”作为“格物”的结果，其所强调的基本事实是知识与思想都源于人们的实践所见，并非出自头脑中的空造玄想。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所具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先民从对自然的探索中获得知识、增长智慧，这意味着学习知识的过程实际就是认识世界、了解自然的过程。古人以“学”为法效，显然，学习自然首先便是效法自然、顺应自然，于是发展出天人合一的观念，从而构成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

　　天人合一的思考本在于和，因此，天地人的和谐相处必然体现着古人对于中和的追求。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华民族不仅有着至少八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而且这种文明从其创造之始就关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在世界文明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何以凝聚数千年而不散亡，其中一定有着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优秀传统，这就是基于天人合一宇宙观的中和思想。

　　认识方式影响宇宙观

　　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科学史，可以清晰了解中华文明追求真理的认识论特点。在中国典籍中，有关日月交食、太阳黑子、彗星、流星、流星雨、变星等奇异天象的记载极具系统，这几乎成为人类早期科学史研究唯一可资利用的史料。相关内容在西方文献中则几近空白，并不是西方人看不到或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天象变化，而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关于天体完美无缺的唯心主义哲学长期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在面对那些看似无法接受的现象时视而不见。甚至在1610年伽利略利用望远镜完成太阳黑子的观测之后，仍有人否定这一事实，认为那不过是行星“走过”太阳表面的结果。而中国先民至少在伽利略前两千年就裸眼观测到了太阳黑子，而且东汉的王充早已近乎正确地指出黑子为日中之气，这种理论在中国产生的时代或许更早。

　　无理量的发现无疑是数学史上的里程碑。作为最小的无理数，在约公元前1600年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中，已有对其近似值的计算公式。千年之后，大约在印度《绳法经》给出精确近似值的同时或稍晚，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证明了它的无理性。根据勾股定理，他们发现正方形的边长与对角线是不可公度的，即不能用任意的整数量尽，这是对无理性的几何看法，希腊人称这种不可公度比为不能表达）或（没有比）。这一发现曾给早期数学（如相似理论和代数学）带来直接的冲击，许多原本不容怀疑的古老证明都变得似是而非了，其中当然就包括毕达哥拉斯学派笃信的万物皆数的哲学，以及作为这个哲学基础的任何事物都能归为整数或整数之比的假设，而他们的几何推理正是利用了这种假设。毕达哥拉斯学派对这种不可公度比的发现深感不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抛弃已经确立了的几何学体系的大部分内容，甚至推翻整个哲学架构。面对真理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其实很清楚，然而希腊人的实际做法却是将这一发现秘而不宣，以至于当米太旁登的希帕苏斯（公元前5世纪）将此事公之于众的时候，竟被毕达哥拉斯的信徒扔进了大海。

　　中国人通过对勾股问题的研究，在至少5500年前红山文化时代就已经认识了。但是，由于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古希腊那种先入为主的世界完美的设想，这使中算家可以放心地求微数逼近无理根，而不必考虑与1的公度问题。显然，不尽根的出现在中国并不像在古希腊那样能够诱发危机感，这当然体现了中国先民认识世界的科学方式以及对待真理的客观态度。

　　格物致知作为中国先民认识自然的方法，直接影响着其宇宙观的形成。科学与思想构建起文明，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也就决定了他们对待文明的态度。东西方文明认识论的不同，必然导致对真理抉择的不同结果。显然，回顾科学史对于客观认识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差异具有非常意义。

　　以天地人谐和为一体

　　天人合一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它的形成与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密切相关。天人合一体现的思想是天地人谐和为一体。天垂象则地载万物，故地法天；人观象制历且行相地宜，农作才能有年丰稔，故人法地法天。如此三才和顺，万物不悖，发展才可能长久不衰。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完美地诠释了先民认识自然、效法自然的基本理念。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远古社会，人如欲长久生存而不亡，唯一的选择就是顺应自然。然而效法必以和合为念，所以天人合一必先求天人之和，这使和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凸显了出来。效法自然也就是顺应自然，四时之寒暑更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变化规律皆为天地之大经，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故顺应天时成为布教施政的基本原则，从而得出顺时施政的政治主张。儒家强调“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这一思想的精要表述。而《月令》详载各月忌宜，强调使人拘而多畏，四时之大顺不可丧失，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则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中和的思想本出二源，一为观象授时，一为由观象所指导之农事。“中”源自立表测影的活动，立表必先求槷柱垂直，使其不向东西南北任何一方偏倚，处于中正恰宜的状态，这便是“中”所体现的本义。后来儒家发展了这一思想建构中庸哲学，阴阳家发展了这一思想建构中和哲学。而“和”则源自人们对粟米食性平和的了解。古之“和”字本有二形，一作“和”，义为应和；一作“龢”，义为谐和，二者皆从“禾”为音，且音中见义。“禾”是粟作的象形文，古以粟为嘉谷，即以其食性不温不寒，食之平宜洽和，遂读为“禾”，故后世表示应和、谐和的文字皆从其表音表义。显然，“中和”二字虽或取观象，或取农作，但体现的都是古人对于和洽适宜的思考。孔子以中庸作为至高准则，用事过犹不及，又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思想具有超凡的智慧。

　　体现先民哲学思考

　　天人合一所体现的中和观念必然影响到社会关系的求和不争。不同之人之所以能够相处，关键不在于唯我独尊，而在于彼此相容。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一定是利他主义，而不是利己主义。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非己所欲，必使人欲之，论事角度不同，其所体现的宇宙观也自然大异其趣。前者虽显被动，但却是利他的，其为他人的生存留有广阔的空间；而后者虽属主动，但却是利己的，限制了他人的生存空间。两种观念之高下，一目了然。

　　中和思想所强调的“中”既涉及上古的政治与宗教，也体现着先民的哲学思考。“中”除去其中正、中和的含义之外，还有地域之中央，甚至天下之中的意义。先民通过立表测影求得地中，地中便成为阴阳和合之地，这使地理之中与中和思想建立了联系。人们将天地之中的和谐之地称为中域、中土、中原、中州或中国，西周何尊铭文称“宅兹中域”，可见这一历史之悠久。而“中”之观念于今日已融入我们的国号，同样体现着这一古老传统。这种强调居中守中的文化无疑是内敛向心的，而不是外向扩张；是聚合包容的，而不是单一排他。事实上，这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是自强不息的，而并非殖民掠夺；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多民族的一统，而不是分裂割据。显然，其文化根源造就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特征。

　　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和中和守一的哲学观共同构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其不仅作为一份丰富的遗产需要人们继承弘扬，而且其所体现的积极现实意义更需要我们昭彰光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