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被陆续译介到俄罗斯，走入俄语读者的阅读世界。反观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传播及接受效果，“翻译+讲述”相结合的方式更利于俄语读者的理解与认知，具体包括译前策划译述内容、译中融入译述话语、译后拓展译述活动三个维度。

　　译前：策划译述内容

　　近年来，讲述中国故事成为文学艺术、新闻传播、公共外交等领域的热点话题，亦为相关领域的工作提供了指引。若要通过讲述的方式让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流行起来，首要任务就是确定翻译书目。自2013年起，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政府、作协、出版社以及汉学家多方共同策划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讲述活动率先在学术领域开启。民族叙事、地方叙事、个人叙事类作品的大量出版，改变甚至重塑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固有形象。规模化出版提升了中国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影响力。

　　在国际上获得大奖的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俄译的首选，其作品也更易于俄语读者接受。莫言、刘震云、余华、毕飞宇等作家作品已被陆续译介到俄罗斯。此外，译界还甄选了多种文学体裁，比如儿童文学、动物文学、港台文学来展现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已有12本单行本作品在俄罗斯出版，位居俄罗斯译介中国作家作品数量榜首。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共有7部儿童文学作品被译成俄语。《狼王梦》《家犬往事》《黑焰》等动物文学作品日益受到俄罗斯汉学翻译家的关注。港台文学在俄罗斯也得到了译介，《炒饭狙击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复眼人》以及《黑水》等受到俄罗斯读者的关注。各地作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与传播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各省作协的参与，中俄双方策划了一系列地域主题的文集，如上海、广西、广东、贵州、陕西、安徽6个省（区、市）的文集。地理空间成为展示当代中国的重要视角，地方叙事文集如同一张地域名片，塑造了中国形象，激发了读者的文化想象空间。

　　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已经初见成效。仅2021年就有《酒国》《我不是潘金莲》《三体》《茧》4部作品获得俄罗斯亚斯纳亚·波良纳文学大奖。如果说前三部作品因获得国际大奖而在俄罗斯得到认可的话，张悦然的《茧》获奖则与其在我国国内销售火爆、网络热议的情形分不开。由此可见，在国内外获奖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俄语读者的阅读趣味与需求，并逐渐得到俄语学界和读者的认可，这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入俄罗斯民间和大众奠定了基础。

　　译中：融入译述话语

　　俄罗斯汉学家、中俄文学出版项目俄方负责人罗季奥诺夫多次提到：“当下很多俄罗斯读者还不知道中国文学，更不知道中国文学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在读者深入阅读译本之前，译本的标题、封面、内容提要、序言、后记等副文本对读者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甚至影响后续的阅读感受和体验。也正是副文本为译者以及出版社提供了进一步的讲述空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保留原作陌生化的文化意象，同时进行注释。如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标题的翻译，英语译文为《我没有杀我的丈夫》（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德语——《中国式离婚》（Scheidung auf Chinesisch），西班牙语——《我不是坏女人》（Yo no soy una mujerzuela），而俄语题目中保留了潘金莲的文化意象，采用了直译方法。尊重原作是俄罗斯译者一贯坚持的翻译原则。同时，译者会在陌生化的文化意象之后加上注释，采用“直译+注释”的“厚翻译”策略。二是简要介绍中国文学描写的中国以及中国人，彰显中国精神。2017年出版的《世道：广东作家文集》内容简要中写道：“该文集展示了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和传统生活方式与改革挑战、新城市生活诱惑和全球化威胁的碰撞，以及充满坎坷、希望和挫折的心路历程，描述了中国人民为生存、为中国梦而奋斗的过程，是当代中国新文学的真实反映。”此外，200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散文选集》直接以“中国蜕变”为题，旨在展示中国文学新的现实。三是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书写的是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涵盖许多东方哲学的精华，如生死之辩。“生前死后”这一主题曾经两次作为文集标题：1997年出版了《生前死后：中国市井小说集》，其中收录了陆文夫、张洁、莫言等作家的作品。2021年继续以此为题出版文集，收录了中俄各8篇短篇小说。善恶之辩也符合俄罗斯人的文化和精神传统，2013年出版的贵州作家文集，以欧阳黔森的作品《白多黑少》为标题，“白”与“黑”对应的俄语译文是“善”与“恶”。以“生死”“黑白”（善恶）这种哲学命题展开两国人民的跨文化对话，更容易引发俄语读者的共情。

　　译后：拓展译述活动

　　美国传播学者沃尔特·费希尔认为，讲故事是最古老、最普遍的交流形式之一，社会行动需要以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意义传递与解释。这意味着，翻译固然是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关键因素，但仍需更多讲述活动。因此，中国文学艺术要真正走出国门，不仅需要翻译者、研究者，还需要讲述者、倾听者。

　　俄罗斯汉学家定期就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等问题举行座谈，并提供中国文学的阅读书单。通过该项活动，可使中国文学的影响力由点扩展至面，传入更多读者耳中。此外，他们还听取文学评论家的意见。俄罗斯著名文学评论家加琳娜·尤泽福维奇从国际视野出发，建议在汉学圈内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并发挥汉学家的介绍与引导作用，向其他语种学习，注重培养中国文学爱好者。在俄罗斯，中国作家的声音被越来越多地听到：刘震云、刘慈欣、东西、张学东曾就自身的创作过程、作品内容以及读者感兴趣的问题，与各自作品的主要译者、读者以及出版社进行了互动。除了网络、报纸等传播渠道外，汉学家自身的宣传也十分频繁。罗季奥诺夫多次做客俄罗斯“METRO”电台，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罗季奥诺夫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最新译作，向俄语读者推荐《生死疲劳》《我不是潘金莲》《活着》以及《我要做个好孩子》等当代文学作品。伴随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未来会有更多当代文学作品的讲述活动。

　　毋庸置疑，当代俄罗斯汉学家已经成为讲述中国文学故事的中坚力量。他们既在自身学术圈内，又同出版社、文学评论家等一道，通过网络、报纸、广播等多种渠道讲述“中国故事”，让中国故事从书面转向“活”的讲述，推动中国文学“动”起来，使文本生命得以传承与延续。此举扩大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力，成为中国文学“译述”路径中关键的一步。俄罗斯汉学家与出版社立足于作品中深入“中国”现实的部分，满足了俄语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期待，同时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的动力源泉。用这种温和的方式展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激发中俄两国人民情感的共鸣，进而营造两国人民的共情氛围。

　　可以看出，当代俄罗斯译者已探索出一条综合考虑译前、译中、译后的三维互动译述路径。未来，还应细化译述路径，将更多融合民族性与普适性、反映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作品译介出去，强化译介行动力。译介主体应充分利用副文本空间，适量融入讲述话语，力求引起俄语读者的共鸣。各方还要借势文坛以及社会上重大且具有影响力的事件，推广中国文学，讲好中国故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